郭小川与贺敬之:从延安出发的新中国歌颂者

贺敬之与郭小川作为从延安出发的青年诗人,在他们跃进的青年时期,曾受到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在诗歌领域初步显示出了他们的创作才华,但仍不免暴露出诗歌艺术的粗糙与青涩,诗歌主题表现为对旧时代苦难的控述。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们听从《讲话》的号召,投入到社会火热的斗争中去,逐渐成长为时代的战士诗人,从描写旧社会的黑暗到歌颂新时代的新气象,始终带着战斗的激情去创作。虽然二人的艺术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都贯彻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力求做立足于时代的大诗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从延安出发走向新社会的诗人们,以笔为矛、战斗一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初心。

郭小川长篇爱情叙事诗中的恋人形象研究

郭小川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长篇爱情叙事诗,分别是《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严厉的爱》。本文通过细读诗歌文本,对三部长诗中的恋人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恋爱中的男女青年在面对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冲突时的不同态度。通过多种恋人形象的塑造,展现了革命与恋爱的融合与消解,更揭示出在革命背景下人性的复杂与冲突,以及在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的碰撞中人物内心的多重拉扯。

贺敬之、郭小川的战时经验与“忠诚证明”

1950年代,新中国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发展和建设时期。有过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的作家,在其时创作出来的一批作品,至今仍然在文学史和读者中间流传,研究者对其的关注和阐释,也层出不穷。那么,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研究价值的底蕴何在?本文选取贺敬之诗歌《回延安》《放声歌唱》、郭小川《致青年公民》《一个与八个》等作品,结合近年间披露出来的相关资料,揭示其在时代主流话语与个人曲折感遇之间的裂隙与隐衷,揭示其作者何以会对战时经验和忠诚证明进行浓重的描述和表白,以此显现其在面对新的时代语境时的激情与困惑、清醒与迷惘、高亢与悲凉等情绪混杂交织的复杂心态。

郭小川日记中的私语、身份与创作问题

由亲属整理出版的郭小川日记,辑录了诗人1944—1973年间的心路历程。内容方面,囊括文学创作、行政工作、兴趣爱好、经济收支、个人情感、交游情况、劳动改造、健康状况等,可视作私语记录。作为政治诗人、“三八式”干部的郭小川,于1955—1961年间在中国作协处理日常事务,以“争夺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此间日记见证了郭氏有关作协秘书长与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期间先后创作的《一个和八个》《望星空》被组织定性为创作上的严重错误,郭小川受到批判。日记对此有所记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中亦折射了“十七年”文学创作与时代主潮间的分合。

“戏迷”郭小川及其诗歌戏曲戏剧化追求

在中国新诗研究中,诗人的业余雅好与诗歌创作的关联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视。郭小川不仅是享誉中国当代诗坛的政治抒情诗人,更是一位痴迷戏曲和戏剧的“戏迷”。看戏不仅是郭小川“借戏浇愁”缓释压力的别样方式,也是其美学趣味重塑与诗学理念更新的潜在影响源,这种业余雅好有效地促进了作家文体互渗意识的自觉和知识结构的优化。郭小川看戏过程中生成的强烈代入感反哺于诗歌创作,他将自我复杂多端的情思投射到诗歌书写对象之中,重新锻造诗歌的情绪力量和恢复诗歌丰沛的生命元气,同时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情达意方式和舞台空间设置,以及中外话剧创作中抒情主体的“面具化”和异质冲突的结构方式,为其诗歌写作技艺创化革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资源。他的长篇叙事诗呈现中国当代新诗戏曲与戏剧化的另一种面相,构成了中国“戏剧化”新诗实践脉络的一部分。

《作家通讯》中的郭小川佚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是一份重要而“神秘”的刊物,目前已成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稀见史料。1959年,郭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分管《作家通讯》工作,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传达作协官方意志的十余篇短论。然而,同年末的批判运动中代集体发言的短论,却被视为郭小川个人的错误言论遭到点名批评。由新发现的这组佚文可知,从传达集体意志到个人错误言论之间的转移,揭示了郭小川的“短论”写作不仅对于郭小川研究有史料价值,而且为考察当代文学生产与组织方式提供一种独特视角。

独战的战士 时代的歌手--论郭小川及其诗歌创作

郭小川既是一位"时代的歌手",又是一个"独战的战士"。他始终抱着必胜的信念,不断奋战,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同时笔耕不辍,勇于探索,创造了著名的"郭小川体",展现出优秀作家应有的创新精神;他带着"战士"与"歌手"的双重身份,写下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战歌",走完了"战士兼诗人"的一生。在诗歌创作、诗歌形式、诗歌美学、诗歌理论等方面,郭小川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

研读郭小川1957年的三首叙事长诗,品味其内心的价值复调,实是"革命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的深邃纠结。这既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是整整一代左翼知识者的共同心灵历程。"个体人性伦理"延展为"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而"革命组织伦理"亦相应分为四环:"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三首诗呈现出"弱复调"特质,与其日记中袒露的两种伦理价值互相抵牾的心迹相互印证。这也先期性预示了郭小川在1957年可成为"心灵诗人",1959年后只能扮饰"政治抒情诗人"的某些必然性。

“突围”欲望与重返起点──郭小川创作道路再评价

“突围”欲望与重返起点──郭小川创作道路再评价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郭小川无疑是当代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独特的诗人。他的重要性已被各种文学史本文和研究性文章作过充分的论证和描述，而他的独特性却仍有揭示和言说的可能。这一独特性...

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的,但“战士”之语,实不足以概括复杂的郭小川。作为战士,他奋力献身革命事业,并创作了许多气势豪迈的时代战歌。但他又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驯服者,而是一位向往人格独立、力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郭小川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他的诗文,更是关于文化人格、诗性精神等命题的思考。

镜子里是自己——重温郭小川的“检讨书”(上)

题记拉康认为,婴儿认为镜子里的是他人,后来才认识到镜子里的就是自己。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就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了"他人是谁",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人"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在他人的目光中,婴儿将镜像内化成为"自我"。

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吹芦笛的诗人和吹号角的诗人——艾青、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论

艾青、郭小川的诗是诗坛公认的新诗代表 ,这是两座将永远受到人们瞩目的艺术高峰 ,各有其独特的光彩。从语言上看 ,存在着深沉与热烈、单纯与繁富的区别 ;从抒情方式上看 ,存在着象征比拟与直抒胸臆的区别 ;从结构方法上看 ,一散一骈 ,一个讲究合乎绳规的结构美 ,一个倾向于散淡自然。艾青、郭小川作为新诗拓荒者的苦心 ,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分别达到了各自的胜境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 ,被称为艾青体。

得失与启示:重读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代表着"十七年"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一方面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以独特的美学风貌展现出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郭小川又表现出了与主流话语的偏离,在艺术探索中努力寻求突破并不断创新。以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为个案,将这一诗歌形式置于历史语境中,通过梳理其美学价值和思想意义,探讨如何处理好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对当下政治抒情诗发展的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论郭小川20世纪50年代叙事诗中的女性意识

20世纪的“十七”年文学是突出无性的文本的文学,而郭小川却在他50年代的叙事诗中展现了不同的姿态,尤其在《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等文本中,大胆的凸现出了女性意识,表现了被那个时代普遍漠视的人性美。

郭小川诗歌的审美教育功能论析

郭小川的诗歌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书写了世间美好的事物,使其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功能。人们读了郭小川的诗歌,能够怡情养性,陶冶情操,找到信心和力量。本文从道德美、人格美、自然美、艺术美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透彻的阐述,为郭小川诗歌的赏析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思路。

郭小川诗歌论略

郭小川诗歌创作经历了政治理想鼓动阶段、革命人生讴歌阶段、阶级斗争张扬阶段,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郭小川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他最终未尽其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康德“崇高说”的一个注脚——读郭小川的《望星空》

自笛卡尔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开始走上一条张扬主体性的道路,至康德而大定。在作为康德哲学之构成部分的美学中,崇高分析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又尤甚:自然物的崇高本质被完全归结为人的道德主体性。事实上,在自然审美中,除了"人化"的方式外,尚有一种似乎更为本真的"非人化"方式。此种方式所展示的,不是主体性的张扬,而是主体性的收敛,在崇高的情形中,甚至是主体性的谦卑。与此同时,自然物也不再是彰显主体力量的消极手段,而上升为与主体平等相向甚而反过来对主体形成某种"压抑"的存在。中国诗人郭小川的《望星空》以了望自然星空始,以歌颂人造火箭止;以敬畏宇宙的无限神秘始,以赞美人类的无穷智慧止;以情感想象力受到压抑始,以理性主体性得到伸张止;诗人的经验走完了康德为崇高审美划定的内在理路,可以作为康德崇高说的一个注脚。

论郭小川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心态投影

作为诗人,郭小川在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被推崇的几首诗,还体现在思想史层面。在下放干校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折射出特定阶段的历史状貌,从紧跟主旋律的颂歌到充满个性的呐喊,他的思想经受了由盲从到清醒的痛苦蜕变,呈现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灵"成长"史。更为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身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迷茫、分裂、挣扎到反抗的艰难的"自启蒙"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