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时代的上海地区天主教

一利玛窦规矩与利玛窦时代作为外国人,利玛窦(Matheo Ricci)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仅次于元代的马可·波罗,是公认的开创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盛况的先驱。"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

徐光启故居溯源

徐光启故居在上海有两处:一为桑园街双园、二为太卿坊九间楼。清嘉庆《上海县志》载:"双园为光启退老之所,今存深柳堂。"同治《上海县志》载:"双园在大南门外康衢里,旧有南北二园故名。"桑园是双园的谐音;另一说是徐光启在此养蚕植桑之故。南园最初为徐光启祖父所购,徐光启中秀才之前,这里种植杨柳,后来扩大成为徐家的墓地。

寻访徐家汇的历史足迹

踏着晨曦的清光,在现已是商业繁华集中地的徐家汇寻访一种来自亘古的纹理。寻访,已没了历史的遗迹。举目是霓虹闪烁、高楼大厦,相对于白日的繁华与喧嚣,这时候马路上偶尔的行人和稀落的车辆已算给了这个闹市片刻的宁静。寻访,以一个现代人的姿态回眸古代人的情感。沉淀下浮躁,走入另一片世界,沿着古人的足迹。

温州天主教起源考(续)

(二)明末清初的有关史料明末清初,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大地回春,早绿江南。我沿海各省首先有幸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们,听到了似闻未闻的基督福音,建起了继往开来的新教堂。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是浙江省籍的朝廷大官,正是依靠他们,利玛窦等传教士才有可能施展重建中国教会的宏图大志。也正是他们,使江南教会很快由南京而上海,乃至浙江福建等地。1611年春,浙江第一个教堂,由耶稣会士郭居静在钱塘李之藻家中设立并举行首祭。杭州现有的中山北路教堂,则建于1661年,首由耶稣会士卫匡国设计和兴建,后由其会友洪渡贞在他死后予以竣工开堂。当时,除耶稣会士外,

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融汇的典范——利玛窦

莱安德·塞凯罗斯在阿根廷《21世纪趋势》周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纪念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周年。欧洲人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是东西方交流的使者。明年5月11日是他在北京逝世400周年纪念日,各项纪念活动业已展开。该刊11月9日就此播发了莱安德·塞凯罗斯的署名文章《利玛窦,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融汇的典范》。其文章要点如下: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汉学(sinoiogy)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在我看来,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

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辞典》研究

约在1583—1588年间,罗明坚(Michele Ruggien,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肇庆编写了一部《葡汉辞典》(约1583—1588);杨福绵的研究指出利玛窦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1560—1640)等人于1598—1599年间在临清还编写了另一部《汉葡辞典》。

瞿太素:将西方文明引入远东世界的名士

时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空气,让人们接触到了前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进知识人把耶稣会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老师,如饥似渴地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精神营养,从而改变了世界观和价值观。

利玛窦留在南昌的记忆和友谊

两个月来的辛苦旅程、遭遇的挫折、充满陷阱的前路以及被逐出南京的失望终于击垮了利玛窦原本强壮的身体。他非常疲惫,发着低烧且伴有炎症,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让他依靠。他在家里休息了大约一个月,调理身体,这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制作地球仪、天球仪。他还测出了南昌的地理位置是北纬29度,并根据这一数据制作了新的日晷。

卫匡国的《中国文法》

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学习中文和用语法书、字典等工具书来装备自己的重要性。中文和西方语言是那么的不同,而且在当时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耶稣会士是第一批投入到编写字典和语法书籍中去的人。第一部字典是由利玛窦、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和斐南德斯(Sebastian Fernandes)于1598年编辑的。与此同时,卫匡国撰写了第一部语法书,并于1653年将此书展示给了北欧的学者们。

对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释(1670年)

一、《中国图说》以及法语版增补字典关于原始资料和作者的问题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耶稣会古文书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出版了他的《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qua sacris,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aliarumque rerum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它注定会对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语言的认识产生深远影响。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广泛的阅读群体,因为很多翻译都迅速推出文本发行:1668年出现的荷兰语版,1669年的英语删节版,还有1670年一个扩充了两部分新内容的法语版也出现了——也就是,耶稣会传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