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年谱》补遗

以《夏鼐日记》中有关郭沫若的记录为切入点,对龚济民、方仁念合编的《郭沫若年谱》进行"补遗",可以进一步丰富郭沫若1950年以后的生平事迹,反映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多项活动的情况、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支持及虚心求教的态度。这些可以对郭沫若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些许材料,也有助于一部全面准确的《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

读《郭沫若年谱长编》的几点思考

《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代表了郭沫若研究在年谱编撰方面的学术新高度,其中仅1949年和1950年谱文之明确标注据《竺可桢全集》者,就超过五十处,已经初步呈现了竺可桢日记中的“郭沫若与新中国”。而竺可桢这两年日记提及郭沫若者,更是多达一百五十余处。对读1949-1950年的竺可桢日记与《郭沫若年谱长编》,就会发现存在后者引用前者而不够详尽,后者没有引用前者而遗漏重要内容,与后者引用前者而值得商榷等三类情况。复原和回归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关于“郭沫若与新中国”的更多史实与细节,引发更深的思考和讨论。

略谈《郭沫若年谱长编》的价值及有待完善的地方

根据具体事例可以知道,《郭沫若年谱长编》不仅仅对郭沫若研究有帮助,实际上对了解有关郭沫若的人、事、作品等都有帮助。需要完善的地方有:一、对某些史实的认定不准确;二、引述的文字欠完整、准确。

《郭沫若年谱长编》出版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他创作的《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他是甲骨文研究的四大权威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并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和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年谱》订补二则

《郭沫若年谱》等著作排定《夨令簋考释》《明保之又一证》两篇的写作时间有误,本文根据郭沫若与容庚往来信札等史料,考证出写作时间应在1930年2月9日—4月10日之间。《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记》一文对题跋过程记载失实,其后不少著作吸收了这一错误说法,本文考索有关人物生平史料,订正相关失误。

郭沫若与“青记”关系考

“青记”全称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7年11月8日创始于上海,1938年3月30日正式成立于武汉,1941年4月28日被查禁于重庆。在战时的动荡局势中,郭沫若的漂泊轨迹与“青记”的变迁历程颇为相似,因而文化界名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就与“青记”有了交集。《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二卷中的相关记录共有六次,颇为翔实。细考文献可知,郭沫若出席“青记”成立大会的准确时间应为1938年3月30日而非29日;记录中所言郭沫若乃“青记”名誉理事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郭沫若1938年9月1日出席“青记”举行的记者节纪念会、1938年10月20日出席“青记”举行的茶会的相关描述不尽准确;郭沫若1940年3月17日所做演讲《写作的经验》的记录稿,尚有其他几个版本值得关注。

马克思出文庙:郭沫若研究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革命的可翻译性: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是采用晚近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界中已较少见的'作家研究'范式写就的专书(前一本同样以单一作家的翻译事业为范围的专书,也许可追溯到2011年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的《林纾公司: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

郭沫若为司马迁祠墓题诗再辨

郭沫若先生为陕西韩城人文胜迹司马迁祠墓题写的“龙门有灵秀”一诗气魄宏大,感情豪放,书法遒劲有力,意韵天成,对司马迁的评价可与鲁迅先生的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相媲美,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关于郭沫若为太史祠题诗这件事的由来,一直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无定论。文章从《郭沫若年谱》入手,对这一学界疑案进行深入探究,廓清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意识形态宣传视角下的《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郭沫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创作并出版的一部诗集。在1958-1961年三年间,这部诗集初刊于《人民日报》,后结集初版于人民日报出版社,然后又分别以剪纸图集、木刻图集、木版水印图画等多种形式共计出版了6种版本,亦有诸多报媒和评论者给予评介和褒扬,不能不说是'大热'于一时。然而也是这样的一部诗集,后来却成为人们诟病诗人郭沫若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