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 ,因而也就是对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 ,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 ,裴危页的“崇有”论 ,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两者之一 ,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 ,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 ,他用“自性”(性分 )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 ,从而强调了人文原则 ;另一方面 ,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 ,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 ,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 ,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 。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

郭象论名教与自然——兼驳学界对郭象玄学的一个普遍误解

长期以来,学界误以为郭象哲学欲证明名教即自然。事实却是,郭象常从"所以迹"与"迹"这对概念出发,批评仁义与名教,并极力反对"矫"与"效"的教化传统。郭象贯彻"两行"观念,认为仁义可以拥有一块存身之地,但不能把自己树为标准以塑造他者。玄学讲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并不是在为名教做合理性论证,而是在应然层面强调:只有本于自然、出于自然的名教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否则便可取消。郭象只是认为名教可有,他没有劝导世人循守名教,反而反对以名教来规范天下。而就道家一系本身而言,大道已足,名教可无。所谓玄学会通儒道,或许只是一个假问题。

郭象“自然即名教”思想述论

一 魏晋玄学关于"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讨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主张.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

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比较

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是迥异的,王弼借助老子的自然观,构造了"无"本论,先是提出"崇本息末",而后又提出"崇本举末",以此希冀名教归于正常。郭象借鉴庄子的思想,提出了"独化"论,力图通过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独化"论使名教秩序正常化。王弼的理论导致了"自然"与名教的"两离"。郭象鉴于王弼"自然"与名教的"两离"状态的弊端,提出了"独化"论,使"自然"成为名教的本质属性,完成了"自然"与名教"一体化"理论构建。二人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的处理决定了二人名教观的差别,即王弼的名教观是"被动式地"发展,而郭象的名教观是"主动式地"发展。较之王弼,郭象对名教问题的化解越发地具有了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体现了魏晋乱世的岌岌可危。

论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之辨

做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玄学思潮在郭象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他将前代思想家关于名教和自然的论争进行了综合,并以"性分"和"迹"、"所以迹"等概念和范畴沟通"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二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和谐与统一。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所要建立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地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产生、运行、发展的过程,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具有借鉴意义。

王弼“名教本于自然”与郭象“名教即自然”思想比较

"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广泛关注的问题。王弼根据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观点,崇本息末,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突出"无"的本体意义,又进一步将"无"与"有"相连接,可以说是贵"无"而不遗"有"。郭象则创立"独化而相因"的独化论思想,认为"名教"即在"自然"之中,强调"名教即自然"。由于所主张理论的不同,王弼对"名教"持一种相对消极的观点。而郭象则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名教"。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文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试论郭象“名教”的内在结构

郭象的"名教"既包含外在的道德规范形式,又包含内在的自然真实情性。他以"众之所宜者不一"作为"名教"起源的原因,以"名当其实"作为"名教"内涵的实质,以"任众性"、"顺众心"作为"名教"运用的原则,以"各得其性"、"各用所能"、"各安所司"作为"名教"实现的功能,进而建构起其完整、系统的"名教"思想。与王弼追求普遍道德本体及嵇康、阮籍追求超越"名教"而重视主观情欲的价值诉求不同,郭象将"名教"与个体"自然之性"相融合,使"名教"内化于道德主体的自然原则更具体化,使"名教"与"自然"的融合更具操作性、现实性。

略论魏晋玄学之名教自然

“名教”即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总称，是一个社会维系其秩序和稳定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保证，具有其合理性。而在“名教”丧失其本来意义的时候，社会往往会表现得混乱不堪。玄学的主旨是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为封建名教寻找到形而上学的根据。“自然”在玄学里指“道”，何晏在《无名论》中说：“夏候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

郭象《庄子注》对真伪“名教”的辨析

郭象《庄子注》对“名教”的辨析,主要基于其自然观,合乎自然的即是“真名教”,背离自然的即是“伪名教”。他的“名教”思想也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名教”与“自然”结合的理论旨归,最终在于塑造理想的圣人人格。在现实中,发挥合乎自然的名教的真正功用和价值,最终实现个体精神的独立自由。

论郭象从道家向儒家的转向

郭象在其《庄子注》中从向秀提出的“无心说”出发,总体上又对向秀的玄学视野有所超越,从而在魏晋玄学内部完成了一个从道家形而上学向儒家实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从抽象到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从“无心”转向“独化”、从“贵无”转向“崇有”、从“清谈”转向“名教”。但整个过程并非对庄子学说的外部颠覆,而恰好是通过对庄子学说的深化及合理化的阐发而自然发生的,实际上揭示了道家形而上学内部作为“伦理学之后”而向伦理学本身回归的本质倾向。正是由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内在不可抗拒的理论必然性,促使玄学的儒学化最终在裴頠那里成为定格。

郭象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郭象的政治哲学意在融合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其内在逻辑是:以援道入儒的理论形式化解政治世界的信仰危机,希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进而以一种理性清醒的方式妥善处理现实政治生活的缺陷,最终达到美好的生活愿望。通过郭象的努力,才真正使得道家的无为政治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化、实践化的可能,同时道家思想也在魏晋时期产生了某种自我发展和调整。

内儒外道:郭象玄学的思想归属及价值取向

郭象儒道会通的思想体系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为外在框架,以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为主要内核,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一套合乎自然的名教秩序,以此安顿社会与个人。郭象用道家的"自然"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并为儒家的"名教"找到了形上依据,这是儒家内部对其名教走向穷途末路所作的一种自我挽救。郭象通过视三纲五常为人之自然本性、为圣王正名、树素王为道德榜样的主张实现了道家之消极"无为"向儒家之积极"有为"的转变,展现了其玄学"内儒外道"的思想归属及儒家化的价值取向。

郭象“游外冥内”说辨义

郭象的“游外冥内”说包含了如何去调和“方内”与“方外”、“自然”与“名教”、“迹”与“所以迹”关系之丰富创见,以一种理论创新形态为现实问题提供了答案。郭象把方内与方外两种世界性的划分统摄于一种“即方内即方外”的适性处世心态,从而使现实世界的逍遥成为可能;郭象以自然性分的新内涵整合了自然与名教的冲突,提出了“自然即名教”(而非名教即自然)的新观念,从而使遵循真名教也可以是一种任自然的体现;郭象还旗帜鲜明地对名教之治与“弃情逐迹”现象进行了批判,彰显了其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倾向。

郭象“足性逍遥”的伦理分析

"足性逍遥"说是郭象伦理思想的核心。郭象关注"足性逍遥"的真正内驱力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融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为名教的合理性寻找一种内在的依据和支撑。同时,郭象阐述了一种"自然有为"的思想,为"足性逍遥"提供某种可能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