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郭象哲学与中国美学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在郭象哲学的影响下,晋宋之际,大隐思想被士人普遍接受,大隐与庄园和山水画的兴起具有直接联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对个体生命予以充分、全面肯定的,是郭象哲学。这对于魏晋之际的人物品藻具有重要影响。

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关系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寓目成咏"一时蔚然成风,钟嵘于《诗品》中首次使用了"寓目辄书"这一批评术语,阐明了中国诗歌强调以精深直觉去点悟即目印象的传统。这一新变与郭象哲学于相似的思想文化脉络之中生发而来。一方面,郭象哲学对"逍遥"的重新定义,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寓目辄书"的兴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郭象哲学独标物各之"有",发现了现实的审美对象,高扬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强调寓目之下的个体鲜活,是为"寓目成咏"对应之哲学阐释。作为一对桴鼓相应的文学现象,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开启的即物即真的审美观照方式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郭象哲学中的个体性与主体性之辨

郭象虽然没有提出"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概念,但在其哲学思想中却存在着"个体性"与"主体性"的矛盾问题,本文试图揭示郭象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其在郭象哲学中的重要意义。郭象一方面在"有物之域"确立"个体性"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个体性"价值实现的内在根据。因此,郭象所实现的"逍遥"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重新确立自己"个体性"价值的过程。

郭象哲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的嬗变——兼及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说

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经历了由情感化山水观向玄化山水观的转折过程。郭象哲学正是促使新旧两种山水审美经验进行转换的深层理论依据。郭象的自生独化说阐明了一种性、理自足的物性理论,从而在自然观上昭示了山水独立价值的生成;郭象的物我玄冥观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物我关系,从而架构了一种人与山水"冥于当下"的观照经验。郭象哲学在东晋玄言诗人那里被具体落实为一种"寓目直观、山水生动之理、审美之境"玄同一体的结构性山水审美经验,而这种山水审美经验则为谢灵运山水诗的正式登场做好了美学准备。

陶渊明诗学与郭象哲学之关系考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将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诗中,形成了"本真"的生命境界。陶渊明生命"本真"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诗人自身生活经历的积淀,另一方面源于作者儒、道之社会文化底蕴。郭象"独化"哲学作为儒道二者融合的产物于是对陶渊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陶渊明"本真"的生命追求与郭象"独化"的哲学气韵是同一文化脉络下桴鼓相应的共同产物。这也从人性方面反映了陶渊明"内儒外道"、"游外以弘内"的文人气质,正为郭象"独化"生命哲学之最佳诠释。

冯友兰英译《庄子》之义理源流——以《逍遥游》为例

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译本。也是第一部强调庄子哲学的译本。该译本的主要特点是在英译《庄子》原文后,译有相应的郭象注,并有译者自注。考察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译本并没有区分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没有着意分析庄子哲学与郭象的《庄子注》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以郭象的注解为基础去理解庄子哲学的。英译本的多处表达更接近郭象义理。郭象注的先入为主,影响到冯友兰对庄周原作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字句取自庄周,而义理却承袭于郭象。

魏晋玄学中的“理”

“理”这一语词被思想话语所重视是发生于魏晋时期的事件,但当时仅作为一种“虚位”的语言形式,而非内涵明确的“定名”。《人物志》单辟《才理》篇构建起才质与“理”的对待关系,在统称四种差异之理时将“理”提升为一个与“道”内在相关的语词。这种倾向在王弼那里更为明显:“理”与“道”相类,指向了无形无名的统一者,同时“理”也被用来指称有畛有名者的“自己而然”,这一语词刻画了“道”“物”一体关系的两个维度。郭象将性分的根源、主客冥合的自然状态归结为“至理”。“至理”指称了一种无法被彻底消融掉的根据性,这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自生独化”这一郭象哲学的究竟结论进行反思。以“知之所不知”的无限客体作为有限者“不得有穷”的背景,郭象揭示出有限者自生独化充分实现的“自得”,应是其哲学的最终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