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郴州晋简所见西晋政区治所道里制度初探

湖南郴州2004年2月出土的一批晋简中有两枚单简三行文字的简牍,内容涉及西晋桂阳郡下辖便县和晋宁县的县令姓名、城墙长度高度位置及距桂阳郡江州京城里程等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定这批晋简年代在晋惠帝永平元年(291)至晋怀帝永嘉元年(307)之间,其性质除了桂阳郡“上计阶簿”外还有“祠先农祝文”和“祠社稷祝文”,而且“上计阶簿”至少应有两份,两枚单简三行文字简即“上计阶簿”的残存内容。本文经过考订认为,“上计阶簿”内容表明,西晋时期地方官府已经形成政区治所道里的报告制度,这一制度在《晋书地道记》的残存内容和近年出土的十六国后赵元氏界石中都有体现。由此可见,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四至八到”制度有关政区治所(包括两京)道里的书写方式至迟可以追溯至西晋时期。

郴州西晋简牍的楷书范式

郴州晋简中的《西晋武帝诫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和《西晋武帝泰始四年五条诏书》是其楷书的代表性作品。本文通过对两组简牍作品笔法和结构特征的分析,论述郴州晋简的楷书范式已相当成熟,并且出现楷书向行楷的演变。

郴州晋简所见度量衡

西晋是度量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郴州苏仙桥晋简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探究西晋度量衡实态的一手材料。晋简中出现了“圭撮”之外的“勺”“捎”“来”等容量单位,以及五权之外的衡重单位“[金叔]”,在称量工具上,除“晋称”外,还出现了称量白银货币的“吴称”,二者可能有杆秤和天平秤之区分。

郴州晋简三题

西晋把锺繇书法作为书写文书的规范文本,时代相近的郴州晋简与楼兰简书,呈现出与锺繇书法类似的风格样式;通过比对分析锺繇《荐季直表》与郴州晋简部分例字,判断《荐季直表》应是最接近锺繇书法本来面目的作品;高桌椅的出现,导致了书写姿势的改变,从而也引发了书法史上笔法、结构及审美风格的一系列变化。

从长沙走马楼吴简到郴州苏仙桥晋简——三世纪湖湘地域文书书写研究

近二十多年间分别在湖南长沙和郴州出土了走马楼吴简与苏仙桥晋简,是魏晋书法史研究珍贵的实物资料,为厘清这段时期的字体演进,书风嬗变,乃至文书书写制度,铭刻与墨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通过对于具体实物的深入考察与分析,试图把握三世纪湖湘地域郡府吏胥书写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轨迹。

郴州晋簡中的隸意和楷法略論

郴州晋簡作爲西晋時期的墨迹文書,部分楷書中還存在明顯的隸書筆意,而更多的楷書已經趨于標準的楷化用筆。本文以郴州晋簡中的楷書爲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中遺留的隸書用筆及出現的原因,結合對郴州晋簡楷書中成熟楷法用筆形態的分析,試圖探析郴州晋簡楷書中的字體演變和筆法自覺等諸多問題。

郴州晋简、楼兰残纸与魏晋书风

二〇〇四年,在湖南郴州市苏仙桥发现出土了一批西晋木简,这批晋简的出土和公开,引起学界关注,从字形上看,楷书特征非常明显。这些晋简与《兰亭序》产生的年代相距五十年,也依稀看出受南北书风交融的影响。

郴州西晋簡牘中的行書筆意

由于郴州晋簡的楷書特徵明顯,很容易讓人忽視其中的一些行書痕迹。本文着重梳理郴州晋簡中的行書筆意,以期對西晋時期真實的書寫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

六朝桂阳郡的白银采掘与使用——以郴州晋简为中心

据郴州晋简所见,六朝桂阳郡存在大量白银采铸与使用的情况。该郡的白银采掘可能是以深度地下井巷采掘为主,迥然不同于邻郡始兴郡银矿的以露采或浅地层的群井采掘为主。由于桂阳郡采银方式更耗费人力物力,也更危险,因此该郡产银情况很少见诸史籍。桂阳郡辖下存在着大量的采银夫与冶民,他们被纳入到国家设置的银屯中从事专门的白银采铸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民户。同时,六朝国家还建立了由卫尉或少府(中央)统辖、通过银冶令或丞(郡级)下设银屯署(县乡)对辖区内银屯所管银坊罡中的采银夫与冶民进行管控的白银矿冶事务垂直管理体系,以保证国家对白银采铸的绝对控制。又由于汉末战乱导致新莽以来所采用的称量单位值的模糊不清,西晋统治时间较短、控制力有限,加之桂阳郡作为产银大郡有大量白银存在于流通领域的经济影响,以及六朝国家与桂阳官吏为了扩大对民众的盘剥而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使得桂阳郡的基层社会中长期存在着西汉称量单位与新莽以来称量单位同时并行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

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及亭长的职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末三国以后,亭制就已消亡。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魏晋及其以后仍有延续。文章以《搜神记》中的亭怪故事为起点,以近年来发掘的郴州晋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金光明经》卷后题记等出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资料,认为正是由于亭居于交通要道,其仍然是往来商旅、使者停歇的场所。邮亭驿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一直存在,不过根据各个政权的实际情况,邮、亭、驿的距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边地具有军事功能的亭候、亭鄣以及门亭长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但是具有治安职能的亭及亭长在东晋时期便已消失;体现汉代治安监察意义的以某亭为中心的亭部在东汉末年、曹魏及前凉时期的文献与出土资料中还存在,但在北朝史料中则无记载。与之相对应的是亭候在曹魏、十六国、两晋、南朝还大量被分封,而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政权中,亭侯绝迹。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转变及"部"这一监察行政概念的瓦解有关。

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

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或缺乏深入讨论的问题。综合考证文献与简牍可知,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不是杂税,而是田租。其征收数额为三升,并非三斗。就现有材料而言,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尚不明确,则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是否为前后取代关系,也不宜定论。“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除了苏峻之乱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主要与东晋政治权力结构、施政理念的变动有关。“度田”有助于侨民在南方新居地的合法土地占有,则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咸和五年(330)“度田税米”的实施,标志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统治的逐渐稳定与日常化,可视为东晋由北来流寓政权走向南方本土政权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