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清都城文学地理形态的演变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地理的概念得以提出,加强对西周至清都城文学地理形态的演变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完成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术体系的建构,进而更好的促进该门学科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从首都迁徙角度,将西周至清的文学地理形态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关注这一话题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制造汴京:柳永词与都城文学话语的新开展

柳永词是历代都城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包括献颂应制词、汴京生活词、羁旅忆京词等类型。从基本主题和内容细节来看,柳永词书写汴京并不具备足够的新意和优势;从词汇使用和修辞手法运用来看,柳词同样不够精彩。其创造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技巧,即叙写天气和描述行走。相比于汉唐诗赋,柳永词不再注重刻画都城的空间特征,而是着力表现时间特征与身体经验,说明其都城观念由“塑造权威”转为“表现风俗”。此观念与“天子与民同乐”的政治风气紧密相联;相关结构技巧的形成,则是柳永斟酌文体的结果。综合技巧和观念来看,柳永制造出“都城词”话语系统,深刻影响后世词乃至“俗文学”,为都城文学话语提供了新的开展方向。从话语系统视角解析柳永词及都城文学,更利于凸显文学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文学产生于都城,同时也制造都城。

神圣地景的兴代:东汉末年疫病下都城文学的发展与文集编纂

建安时期邺城并非实际的都城,却被刻意塑造并赋予"神圣地景"的意义,反映汉末的新权力重心。曹氏父子有意识地将各地降士、文人集中到邺城,重新编纳分裂的地方权力。同时,仿建帝王别苑,设置一"骋才"场所,通过邺下文人的集体书写,将都城的权力、象征意义与新土地连结,使邺城成为"代位的都城"。然而,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使邺下文人一时俱亡,邺城的"都城文学"面临中辍危机。为了突破生命转瞬即逝的限制,并实现都城意义的不朽,编纂文集遂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以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为连接点,可以窥见灾疫对都城文学的发展与文集编纂的影响,以及"神圣地景"的兴代问题。

王维诗歌中的长安意象解析

王维在长安生活了将近40年,其诗歌中存在诸多的长安意象,诸如宫廷意象、帝京意象、山林意象等,这些长安意象高扬着诗人的圣代吟咏,表达着诗人的功业追求,传递着诗人的山野向往。而王维之所以可以将长安景观与以上的情感态度紧密结合,与长安的特殊地位及儒佛道对诗人的深刻影响紧密相关。

自汉至唐的青门书写及其诗境演进

青门最初指汉代的霸城门,在唐代指代东城门,是长安城东迎来送往最频繁的出入口。青门从汉代开始进入诗歌,至唐代完成了从地理坐标到文学意象的演变。唐代文人对于青门的书写,包含着他们对都城的感知,既有对青门内外胜迹的吟咏,也有对于自己命运起伏的喟叹。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有青门内的功名追求,青门外的广阔天地,以及青门道上的依依惜别,青门的诗意空间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于自汉至唐青门书写的研究,为梳理都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也能够广泛考察唐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及交游情况。

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宋代诗词中存在大量卖花书写。都城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最为典型地承载着花卉买卖的行为,也最为直接地激发了文学中的卖花书写。卖花诗词包含着宋代文人对都城的新鲜感知,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深切体会,又有对王朝气象的敏锐把握和潜在思索。基于对都城的独特感知,两宋文人创造了清新优美的卖花意境,积淀了丰厚的审美意蕴。对卖花诗词的考察,为透视都城文学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精致而深邃的视角,也为深入都城文学的内在肌理提示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