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城市——香港诗人梁秉钧及其都市写作

二战后生长在香港的新一代本土作家中,梁秉钧的写作具有颇为独特的风貌。这代作家亲历了香港新旧交替的变革,目击了东方之珠如何冉冉升上中天。他们的成长史、写作史。

“红色年代”——刘家琨的“都市写作”

“红色年代”是成都有名的酒吧,酒吧所在的大楼此前是烂尾楼。从烂尾楼到火红的“红色年代”都市活力得到复兴。运作,而不是设计。成功的空间运作,源于刘家琨的“都市写作”。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碰撞与开拓:新世纪陕西作家都市写作研究

当代陕西作家长时间一直忽视都市写作。在对都市生活的叙事中,陕西作家出现了反城市化和反城镇化的倾向,这种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导致作家文化转型陷入了两难的悲剧困境。陕西青年作家的都市写作彰显个体意识与私人化的叙事方式,直面人在精神的苦痛中寻找精神家园的自我救赎,但是存在很大的不足。只有不被固有的都市写作模式所束缚,我们才有可能打破都市写作的困境,毕竟都市写作是一种大势所趋。

世纪末的华丽预演——论朱天文小说从眷村到都市写作的症候性

文学作为社会现象和人们心理总结性的记录和表达,它对社会的变迁有着敏锐的神经和触觉。尤其是台湾上个世纪末以来以"后设"为旗号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写作,与当代大陆的小说创作有着很多的互相参照和可以对比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朱天文小说从眷村书写到都市书写的叙事模式的转变,来论证朱氏小说对大陆当代文学的症候性意义。

张爱玲与张欣:不同叙事方式的都市写作

张欣,当代女性作家,以创作爱情小说知名,以都市为创作背景,作品多反应南方沿海城市白领女性的生活,展现快节奏、高压力的都市生活下职业女性生存的困境。张欣和张爱玲都是都市写作,可是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都市人物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通过比较可以看到都市写作的共性,展现都市写作从现代走向当代的发展变化,这对未来都市文学创作有积极借鉴意义。本文具体从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时间跨度、人性展现四个方面进行两位女作家叙事共性和个性的呈现。

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张爱玲和苏青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享有盛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致力于市民阶层生存境遇和市民文化趣味的展露抒写,独具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创作观点、视野、题材上都饱含了市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这使她们的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身体主体意识

女性的身体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力意识,也即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支配、享受的自由意志。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正是侧重从"赞美身体"、"支配身体"、"享受身体"等几个层面,对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及身体主体意识进行前所未有的审美表现和文化透视。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审美表现和张扬,必将极大促动女性久被遮蔽、禁锢且多灾多难的身体走向解放和自由,并最终整体地促进和提升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主体意识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的性别写作其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在于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和大力促动。一般而言,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主要指在男权文化制约下的各种性别关系中,女性已不甘于传统性别文化派给自己的各种屈辱性别身份,而力图通过性别抗争和文化重建,恢复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都市女性写作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凸显和张扬,昭示了当代新潮女性具有性别革命意义的精神觉醒和思想成长。

一种“唯物”的都市写作——谈刘呐鸥创作中的左翼因素

刘呐鸥的都市写作与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却极少被研究者论及。从刘呐鸥翻译、接受普列汉诺夫一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入手,探究普氏文论对刘呐鸥的都市写作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开创的摩登女郎这一形象谱系的渗透,能够发现刘呐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汲取和改造,以及这一改造后的理论参与构建上海的"现代性"的具体路径。

城/乡双重文化空间中的女性写作

新文学创始以来,中国女作家在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文化空间中塑造了许多有别于男权文化想象的真实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女性视角下的城/乡文化信息,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不足。比如创作集中于城市题材而缺少对乡村女性的关注;多写城市世俗生活和私人经验,过于物质化,缺少对城市的批判意识和透视深度;在乡村文化书写上,对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表现出过多的情绪化眷恋,出现了理性把握不足的欠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原先固有的城/乡文化观念正在面临着现实严峻的挑战,对于女性创作在城/乡文化空间中新的话语现象我们无法给予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我们只是希望在女作家的文化视阈中,城市和乡村的女性人生都应得到深切的人文观照,宏大叙事和私人话语可以同时并进,城/乡巨变和日常生活皆应加以展示,这样才能使女性写作不至于陷入自说自话的琐屑与狭隘,才能使女性写作走出城/乡文化夹缝,走向丰富厚实的多元化叙述空间和审美空间。

海派地域文化对90年代上海女作家创作的影响

海派地域文化精神,是沉淀在性格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深远地影响着上海作家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们深受传统地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自身文学创作的第一层底色,同时,也正是本土资源和个人感受的互相糅合,创造出了女性都市写作的新天地。因此,探究海派地域文化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她们作品中透露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都是相当有意义的。

都市的写作

都市作家的身份 谁是今天的都市作家?那些身穿名牌一到天黑就泡在酒吧里,隔三岔五地为我们报道都市生活时尚、杂闻和兜售布尔乔亚情调的人,是不是都市作家?有人对我说,他们全是些冒牌货,因为他们除了追赶生活表层的各种新老花样,津津乐道于一切潮流的变迁,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了。

第三地:“小日子”里的“大浪漫”——兼论新世纪都市女性写作的新转型

几年前迟子建的一部小说《第三地晚餐》①引起了我的关注，它对已婚女性的疲乏、无奈之姿给予了悄然地描述。更有特色的是，它探进了女性在围城中不愿逃出去、不愿受冷落但又不甘寂寞的“第三地”空间，洞悉了她们步人中年或几近步人中年后的“第二春”的萌芽经历，极其细腻地描勒出女性“思秋”期文化心理的变化，

以人物形象为例分析《繁花》的创作主旨

在金宇澄创作的《繁花》中,人物众多,关系错杂。所有的人物塑造和场景描写都是为了情感的表达,作者将阿宝这个带有自己面影的形象贯穿全文,并由这一形象引出并塑造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群体。对20世纪60年代纯真善良的女性,作者充满了怀念与追忆。而对于90年代身陷欲望之中的女性,作者则赋予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和思考。最终在阿宝和众多女性复杂的情感关系中,将意义指向了生活尽头的虚无,但其中仍灌注了对上海由衷的敬意。围绕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倾注其中的情感以及《繁花》的创作主旨。

走向东北与走出东北——论双雪涛的小说创作及其转变

从处女作《翅鬼》到小说集《猎人》,双雪涛的小说呈现出由走向东北故事到走出东北故事的主题衍变轨迹。在走向东北中,前期小说为他的东北下岗工人故事提供了写作上的形式训练和基本母题。由东北下岗工人故事到都市生活写作的转变,其内因在于东北故事中犯罪、悬疑叙事体式的僵化。转入都市生活写作后,碎片化和偶然性情节的凸显以及奇幻性的复现,使小说丧失了以往东北故事的可读性和现实感,显露出作家创作上的危机。

现当代小说中的都市话语及其现代性走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与都市始终缠绕在一起。一方面乡土文学过于强大,对都市写作形成挤压效应,都市经验表达并不充分。另一方面都市又以不同于乡土的现代文明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吸引作家来表现它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欲望都市的女性主体意识——深圳女作家的扫描与比较

深圳女作家群体关注人生、体察人性、深入人心,用不同笔调写出人生遭际和苦痛体验。吴君用委婉和含蓄的笔调,写沉重、痛苦的底层;盛可以用犀利、尖刻的文字,鞭挞了蔑视女性的男权主义;李兰妮以诚挚、理性的书写,力图拯救自我也拯救人类,冷秋语以直面人生的坦荡与直率,展露一个个当代男女的情感阅历;秦锦屏则用优美的地方语言,给我们捧献出一篇篇精湛地道的陕西风味小说。从深圳女性作家那里,我们窥见了她们在深圳特区多年生活中提炼出的文学经验,事实上是千百万深圳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