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建筑类型学中的都市现代性解读

介绍了1910-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兴建背景和建筑特征,分析了百货公司作为一种从西方引入的建筑类型在近代上海的移植和转变过程,指出它们既是业主与建筑师合作的成果,更是民族资本的发展、先进技术的引入、商品博览的日常化、娱乐生活的集聚以及商业空间的竞夺等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而揭示百货大厦作为消费主义纪念碑和摩登生活诱惑场所的都市现代性特征。

豪门叙事与都市现代性的隐喻:《上海的金枝玉叶》与《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之比较

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与林希的《天津卫的金枝玉叶》都运用了"城与人"相互指涉的文学构思模式,以都市豪门的命运沉浮讲述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南北两座城市共同的殖民历史以及创作者的地域文化自觉形成了两个文本共同的"东方史诗性"美学追求。但南北两个大都市以及创作者投射其中的情感价值又有本质区别,代表了近代以来殖民环境下中国都市现代性的诉求差异,一种是对西方文明的有限认同,追求文化共性和融合;一种是认别,强调文化差异和自我。

从咖啡馆看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都市现代性

近代上海的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的涌现,展现了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大众"的登场。咖啡馆等新型公共休闲空间为上海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与日常公共性的展示舞台,这类公共空间使人们更便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一种启蒙式的更为敏锐、更为灵通的公众舆论,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慢慢形成。

“收藏式写作”:帕慕克《清白博物馆》中的都市现代性叙事

本文探讨奥尔罕·帕慕克2009年新作《清白博物馆》中呈现的城市现代景观,尤其是其中表现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关系。现代大都市的博物馆通常是人们回顾历史、抒发往日情怀的场所。帕慕克的博物馆,无论是现实中的博物馆,还是作为博物馆的小说本身,同样体现了这个目的,尽管两者的组织形式不同:真实博物馆的建立服务于小说的创作,而小说却是博物馆收藏的直接产物。从本雅明关于收藏和城市再现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方式呈现出城市文本"多孔性"的特征,城市景观被掩埋在爱情故事的背后,而故事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城市的细节呈现。但在小说中的物品收藏与城市街道上发生的故事之间、在本雅明所说的"当下历史"与帕慕克从墙上挂钟所追溯的事实之间、在普鲁斯的自觉和不自觉记忆的思考与帕慕克笔下主人公的记忆和行为之间看到种种逻辑联系。

都市现代性的性别地理——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史前史与未来方向

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建立奥斯曼在19世纪巴黎“创造性破坏”的城市规划和空间生产,与第一波女权运动的知识联结,推导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史前史及其未来方向。研究发现,巴黎都市现代性的形成,使性别问题一开始就与阶级问题构成交叉关系;表现为“城—郊”二元结构及其在家庭私人空间、城市公共空间、拱廊街为代表的阈限空间等展现出来的有关资产阶级沙龙女性、工人阶级贫困女性和都市漫游者的三种不同形态的性别地理,以及表征主义和革命行动的两种性别政治。都市现代性的性别地理研究,为反思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体制、关注“后人类”未来基于赛博格、数字媒介城市和星球城市化的人地关系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未来方向。

都市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主体及其危机——以左翼文学的工人叙事为中心

左翼文学的工运叙事中,非技术性工人多以城市革命主体的正面形象出现,技术性工人形象多被赋以消极落后的表征,文学想象与历史叙说之间的悖反张力,指向纠缠在普罗列塔利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认同之中的技术性工人,在左翼视野中他们更易为都市现代性"腐蚀"。但鲁迅的《阿金》披露了异托邦之中潜在的革命主体皆可能遭遇异化的严峻现实。左翼工人形象"症候"实际成为一种镜像,照见了同在城市革命队伍序列之中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30年代初,丁玲、蒋光慈等作家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工人叙事重新探讨突围都市革命困境的有效路径,即工人离开城市、发动农村革命。这一叙事与同时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行动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决策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相对于视觉而言,听觉为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提供了某种另类的都市体验。当视觉中心主义的宰制被打破,现代作家笔下关于“市声”的记述得以成为一份特殊的城市史料,将一个多元声景之中的上海保存下来。在视景之外,声景中的上海暴露出其都市现代性的不均衡与不稳定,并在不同作家那里显影出社会区隔、空间政治以及战时日常生活的心理地貌。鲁迅、张爱玲等作家对都市声音有意识的聆听与书写,构成了一种具有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听觉实践。

都市旋涡中的清醒与迷误——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之反思

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其对海派文学商业化、市场化和某种低俗、恶趣的讨伐都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责任感,对于20世纪20、3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某些弊端起着及时纠偏的作用。但同时,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流露着较为极端的情绪,甚至完全抹杀了海派作家创作的价值,一定程度地暴露出沈从文现代感的缺失和批评态度的偏颇。对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在都市化、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中做出反思,对于今天健康的文学批评乃至城市文化精神的建构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现代文学汉语中的语言异质元素及其诗学功能

在语言构造上,现代文学汉语与古代文学汉语的重要差异之一,是吸收了大量的语言异质元素,如字母词、域外语言原词和域外语言原句等。字母词(主要是拉丁字母词)能够隐藏信息和身份,强化虚构性,创造典型符号,进行戏谑和讽刺;域外语言原词能表达域外生活情景并增加真实感,引入域外文明和知识,呈现都市现代性,抒发现代情感;引文类域外语言原句能够将汉语文本带入世界文学格局中,而自创型域外语言原句则主要用来刻画人物。现代文学汉语适当采用语言异质元素,不会损伤现代汉语或现代文学汉语的主体性。

火车与早期电影中的城乡对立

火车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物件与交通工具,同城市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而早期电影对于火车的热衷,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觉符号,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市现代性的种种面貌和症候。立足于火车、城市和早期电影三者研究的交叉点,从阶层的角度集中思考都市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之一"城乡对立"在早期火车电影中的再现,能令我们更好地理解早期电影发展的现代性特征。与此同时,早期火车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强调"流通"与"全景"的特质,加速了城乡之间的融合。

媒介交互视野下的呈现与互动——《良友》画报的电影报道特征(1926-1930)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困之中,但上海作为租界区,却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现代都市。特别伴随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出版物作为全新传播载体获得空前发展。在整体出版格局中,《良友》画报占据着独特位置,在塑造都市现代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电影同样具有大众媒介属性,在当时的都市氛围中又往往同样具有现代和摩登含义。因此从媒介交互视野下,分析《良友》对电影的报道特征,便具有探究民国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意义。电影借《良友》达到宣传目的,而《良友》也借电影增强了自身摩登形象。因此,呈现和互动便成为理解《良友》画报与电影关系的关键词。

异乡与异文--张爱玲《异乡记》与《华丽缘》写作析读

析读张爱玲外集——可视为"异文"的《异乡记》和《华丽缘》等"异乡游记"系列,关注张爱玲1947年后至五十年代初变化甚巨的文艺写作观,可以发现以《传奇》《流言》为代表的根植于半殖民地都市内室语境下发展出来的物象意象化、情境化、景观化的写作技术,在以异质他者的农村为主题的《异乡记》中处处显出扞格不合之处。在叙述乡村生活"精神的盛举"之《华丽缘》中,戏剧化和情境化的诗学处理最终报复和反噬作者:被殖民都市现代性塑造的写作-情感主体的自我认同,在个体历史以及与周遭"他者"的关系上皆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则一定程度地预示了张爱玲写作生涯地图上分水岭的大体样貌,标志着其沦陷期写作诗学技术及题材的告一段落。

主持人语

以城市影像的方式探讨都市空间、资本与权力的文化表征模式及其隐含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已成为空间社会学和都市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本专题的五篇文章旨在通过不同视角聚焦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特点和城市影像的表征模式。

“趣剧”电影传统的溯源、流变及其美学旨趣

从文明戏前用以等客的滑稽小戏,到话剧风行之时的创作实践,“趣剧”自诞生起就是植根于本土市民社会,密切关涉日常生活,以娱情性、消遣性为旨归的一种喜剧形态。从戏剧到电影,“趣剧”的形态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张骏祥、桑弧、张爱玲等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一方面充分借鉴好莱坞神经喜剧的经验模式,一方面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使“趣剧”走向了“高乘喜剧”的形态,其叙事结构的精致和语言的机锋,同时融入了对人情世态和现代都市人文议题的指涉,透露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审视、批判,却又有宽厚的人文意识。今天看来,这一“趣剧”传统所显露出来的超越时代的文化旨趣,在今天也依旧散发着独特的美学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