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陈荆、郢、湘州都督区的变迁与其政治地位

南朝陈时荆、郢、湘州都督区均发生变迁,其中荆、郢州都督区成为边陲重地。同时,荆州都督区所辖范围虽内缩,然政治地位仍然突出。陈时湘州都督区的政治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已取代了原荆州的地位。郢州都督区亦因陈朝版图内缩,使其军事边陲的作用突显。荆、郢、湘州都督区的变迁与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影响了陈统治者对其长官的任免决策上,这也突出表现在临时性军事机构长官,即征讨都督的人事变动方面。

分区及治边:刘宋郢州都督区的沿革及政治地理特点

在刘宋政权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之内,郢州均为独立的都督区,这体现了统治阶层用心之良苦。郢州都督区的设置是刘宋政权为了防范荆州而作出的重要政治举措,对于保障刘宋统治中心建康的安全,平衡地方之间的力量及安定长江中上游边陲地区的稳定均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地理效应。

东晋南朝广陵所置都督区沿革考实

永嘉南渡后,地处的江淮间邗沟南端的广陵,成为移民集聚地,并成为东晋南朝主要兵源地之一。东晋于江淮间曾置徐州都督区,或治广陵,或治京口,或治淮阴。及至刘宋,治于广陵之南兖州始得实土,南兖都督区设置趋于稳定。自宋失淮北之后,南兖都督区成为对敌前沿,其作为拱卫建康的重要军区,地位日高,长期辖有南兖、兖、徐、青、冀五州。梁武帝拓地淮北,南兖都督区随之扩大。梁末失淮南地,陈太建北伐又暂得之,重新设置南兖州都督区,治于广陵。以广陵为中心的江淮下游地区的军事地位的变迁也成为南北对峙形势变动的一个缩影。

汉魏南北朝时期“河陇”政治地理之演变——以“陇右”观念为中心

汉唐立基于"关中","陇右"为其重要门户,亦是沟通"关中"与"西域"乃至域外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故对这一区域概念的梳理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战略、交通格局。"陇右"一名初见于两汉之际,作为一种宽泛的地理观念,常与"河西"对举,大体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十六国时期,"都督陇右诸军事"一职的频繁出现,使得"陇右"一词开始向大区专名演变。且其所指地域亦不断扩大,跨越黄河,将"河西"囊括在内。与十六国不同,西魏、北周之时"陇右"督区或总管区皆有明确的属州,其辖区最大时囊括河、陇两地,这使得"陇右"一名在从宽泛的地理观念走向大区专名的同时,其所指代的地域范围亦日益明晰。

论曹魏都督辖区的形成及定型

汉末动乱,朝廷重设四征、镇等将军以统辖一方军事,并重置都督以督管诸军。曹氏执政,为统一事权,督军渐向都督诸州军事发展,并与四征、镇将军之辖区形成二级军区制。及曹魏中后期,司马氏执政,鉴于四征、镇将军事权过大,且与都督事权不一,乃分割诸征、镇将军辖区,令四征、镇并置,并另置四安、平将军及诸杂号将军分辖各区。这使得四征、镇等将军辖区渐渐向都督区靠拢。将军号的滥置使得其位阶性日强,事权性日弱。在晋代魏禅时,都督最终正式取代了四征、镇等将军,成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而都督区制度也就此趋于定型。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成都王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

曹魏两晋的河北都督区，经历了从兼统冀、幽、并三州，到幽、邺分督，而後又在一定程度上错综整合的复杂变化，成都王颖驻镇邺城时致力统辖的区域，不仅限於司、冀本土，对幽、并地区也有所扩张，可能是西晋一朝相对完整的河北都督区。颖府佐吏名姓可考者近50人，家族门第较高，里籍分布较广，其中南方人士和内迁胡人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府主专心在河北惨淡经营，坚持以邺、冀地区为政治根基，在他凭藉雄兵霸府与其政敌东海王越激烈抗衡的过程中，相当鲜明地显示出邺、洛之间儒、玄两种政治文化的对立态势和地缘意味。

隋河北道行台省及相关问题考论

隋开皇二年(582)正月“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1]。河北道行省是史上第二次以河北命名的最高级地方行政单位[2],第一次是曹魏始设的都督河北诸军事。行省和都督区无论其设置背景还是政治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行省属行政区而都督区为军政区。其次,河北道行台省的治所不在河北而在一山之隔的晋阳,也彰显了这一制度设计之苦心。再次,作为关中政权统治原北齐区域的措施,河北行省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其最后一次的行政尝试。以河北行省为中点,观察在此之前、之后的大区级行政设置,对于理解当时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关系大有裨益。恰杨谅事变、窦建德之乱成为每次更改行政设置的节点,所以对于这两个历史事件也予以考述,以展示地方行政制度、政治史与地域史之间的联动关系。

“交广分治”与吴晋岭南政治地理格局

黄武五年“交广分治”的契机是士燮之死,深层原因则是为实现岭南地区的行政合理化和提升交阯地区的军政权力,以便有效防御蜀汉的进窥。之后不久复旧,直到永安七年复分交州置广州。随着分治的进行,吴对交阯三郡的统治由依靠土豪维持粗安局势,转变为压制地方豪族并通过强力手段将郡县体制推向“蛮夷”控制区。“交广分治”的最终实现,使岭南形成了双中心政治地理格局,同时吴晋又通过都督区的设置不断调整岭南的军事重心,以图实现对岭南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