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御前诸军都统制的选任看南宋的“驭将之术”——以《景定建康志》载建康都统制为中心

与北宋侧重"分割事权""以文制武"的"驭将之术"比起来,南宋由于国防形势较为恶劣的原因,武将尤其是高级武将的地位和权力均得以加强,在无法分割大将事权甚至还要强化事权的情况下,南宋"驭将之术"的重点放到了任职年限和任职方式等方面,即通过缩短任期,实职与虚职交替任用,回避本司任职等方式,尽量减少并削弱大将掌握实权的时间和能力。

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汉文部分共收录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109页,在这109页文书中有几页文书涉及到北宋统制司设置的一些情况,本文对这几页文书涉及到的基本史实进行了考释,对《拣选状》中反映的宋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军带的拣选以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王诚夫妇墓碑看南宋抗金名将王彦事迹

王诚夫妇墓碑的发现有力地解决了王彦的籍贯问题。王彦祖籍为绥德,其父王诚迁居并卒于上党,故史籍中称王彦为“潞州人”。王彦在绍兴七年(1137)时已任剑州知州,而四川实际为吴玠、吴璘兄弟控制,故王彦可能是吴氏旧部。绍兴十年(1140),王彦出任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在吴璘领导下积极抗金。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彦为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兼知金州。绍兴三十年(1160),王彦率部抗金,收复失地,虽力图恢复,但在隆兴和议之后,已无用武之地,只能著书立说以酬抱负。纵观王彦一生,虽作战偶有失误,但总体而言为维护社会安定作出了一定贡献,称其为抗金名将亦不为过。

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

绍兴十一年湖广总领所的设立,标志着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初步建立。绍兴和议的特殊背景决定了这一体制仅适用于承平时期,在战争的形势下,必然发生调整与变形。随着荆湖地区军队不断向襄阳北移,令补给运输出现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变化,湖广总领所对补给体制进行了调整,通过发放票券,调动沿边商业,扩充了军需收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沿边物资的供给问题。而理宗嘉熙年间将茶利收归中央,重创了荆湖地区的商业与补给体制,也为宋元襄樊之战的失利埋下了恶因。

吴璘病篤與蜀口謀帥:南宋高孝之際四川軍政探析

蜀口大將吴璘病逝是南宋孝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本文考察高孝之際朝廷與治蜀代理人圍繞吴璘病篤的反應及由此引發的蜀口謀帥事宜。在興帥繼任者問題上,朝廷希望摒棄吴氏子弟,而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等人則屬意於吴璘之侄吴拱。吴璘病逝前後,蜀口短暫經歷了由吴挺、王權、任天錫到任天錫、吴勝、吴挺再到員琦、吴拱、王興祖分掌三大都統司的劇變。謀帥過程之所以略顯曲折,其癥結既不在於吴氏武將勢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與治蜀代理人間存在的分歧,而是由於在處理該問題時,朝廷始終摇擺於"抑制吴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背道而馳的思路間。

南宋罗世传李元砺起义述论

南宋罗世传、李元砺起义爆发于湖南桂阳,活跃在湖南、江西和广东交界地区,盛时发展到数万人,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瑶、汉族农民起义,在南宋农民战争史上特别是瑶族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这次起义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南宋御前诸军之文官领军考察--以宣谕使为中心

应对危机,需要采取适宜的统兵体制以切实驾驭军队,尤其如何控制屯驻于外的精锐部队御前诸军,是令南宋棘手的核心问题之一。南宋通过宣谕使以谕指督军模式控制御前诸军,使之既能听命中央又可抗衡强敌,在精锐部队形成收放自如的宣谕使——都统制——总领统兵体制。宣谕使是高层文官,才干出众,有着较强的军事领导能力。这一重要的文官领军个案,有助于考察南宋应对危机、控制军队的统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