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都赋》看班固的“颂汉”意识

东汉伊始,迁都之争颇为激烈。“都雍”“都洛”成为赋家的焦点。班固《两都赋》作为东汉时期的典范之作,弘西都之形胜,颂东都之仁德。赋中体现的不仅是班固重视仁德礼仪、文教法度的京都文明观,而且还包含着浓烈的颂汉意识,履行文学为政治歌颂的职责。

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校理

考察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音注的来源,是拓展该帙写本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依据《艺文类聚》等现存《吴都赋》的4种音注本认为,《吴都赋》是属于有音注的文本。这些音注由李善、五臣等注家予以继承或因袭。通过审视《吴都赋》残卷里的3处音注,有理由相信它们并不见得来自残卷的抄者或圈点者。这意味着音注研究是拓展和深化《文选》文献学研究的新路径,此件残卷的校理为此提供了典型个案。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汉晋京都赋的“摹拟”问题探析

汉晋京都大赋中"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系列可谓典型的"摹拟"文学。然而张衡与左思的京都赋创作虽一律名曰"摹拟",实际上却具有不同的涵义,《二京赋》主要是在文章规模上对《两都赋》构成超越,而《三都赋》之于《二京》《两都》则是全方位的创新。在从班固到张衡、再从张衡到左思的文学"摹拟"现象中,发现他们以"摹拟"前辈为具体手段,体现了赋体文学中承袭与创新的微妙关系。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扬雄《蜀都赋》词语注商

扬雄《蜀都赋》古今注中均有可商者。"稽"、"案"应释为考核、审察,"绝限"指难以逾越的自然险阻,"堪岩"指高峻的山岩,"期牛"指夔牛,"湲"谓水流。

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

班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准确理解《两都赋》的创作意图是很重要的。《两都赋》当创作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春至永平十五年冬之间,与所谓窦、马之争并无关系。班固选择了一个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同时在创作上力图改变汉代大赋劝百讽一、质不胜文的缺陷,这使得《两都赋》的创作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

《两都赋》的成功是以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与班固家族的学术及政治信仰密切相关。五德终始理论兴于战国而风行于两汉,班固以新五德终始学说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在《两都赋》中以"汉家火德"的标准去检视两都之得失,确立了东都"协于火德"的结论,从道德层面判断了两都的高下。五德终始理论源于河洛之地,洛阳具有统合天道圣统的象征意义,《两都赋》的落脚点便是唯有定都洛阳方可颁德行运,从地理层面证述了洛阳超越长安的正统之优势。前后两层,相辅相成,寄寓了作者施行德政的人文理想。

修中诚《两都赋》《二京赋》翻译研究

汉赋往往给人“虚辞滥说”“靡丽多夸”的印象,细读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两位中国诗人——汉朝生活思想剪影》却并非如此。修氏在其作品中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以班固和张衡作为长安和洛阳历史兴衰的见证者,研究《两都赋》《二京赋》的文学意义和史学价值,从班固、张衡的知识论意识和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出发考察汉代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翻译汉赋,整体上把握两篇赋的内容,客观介绍历史史实,与普通的文学翻译有所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俯视万有 贯通宇宙——析《两都赋》《二京赋》空间意识

京都赋列于《文选》开篇,反映了萧统对这一题材的认识和重视。以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选》中汉代京都赋的浅析,管窥汉代空间意识。

张恨水散文《两都赋》的冲淡美

冲淡是张恨水对散文的要求,《两都赋》正体现出冲淡美。这主要表现为,平实的题材流露闲适基调,平淡的笔法营造自然意境,朴实的白话表达通俗独特,在这朴实闲适中又包含深沉的故园之思。《两都赋》既发展了现代散文冲淡一派,又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理应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留下一席之地。

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张恨水散文《两都赋》的语象运用

张恨水散文《两都赋》的语象运用具有如下特点:色彩淡雅,注重构图意境,爱用传统意象,擅长白描笔法,但语象运用的背后又隐喻了作者现实生活的苦闷和自适,因而文章如同中国写意画,达到了淡雅隽永的艺术境界。《两都赋》的语象运用与张恨水的国画情结具有密切关系,体现出张恨水作为传统文人淡泊雅致的审美趣味和深沉高尚的情怀。

西汉的首都 世界的心脏——班固《西都赋》新探

班固是东汉时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家兼辞赋家。他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死于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在青少年时期,即有丰富的文学素养,广博的文化知识,他读书不注重分章摘句,只注重理解本质内容。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由于他这样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使他对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说,能抓住某些主要的本质方面的东西,因而使他的作品,在当时就能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赏,据《后汉书》记载,他的《汉书》问世以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班固《两都赋》中祭祀诗与祥瑞诗的主旨及历史背景

班固在《两都赋》的末尾附上了《明堂诗》等五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这五首诗是当日史实的描述,它与正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即宣扬了光武帝与上帝的并列,正统性不容置疑。这也是被宝鼎、白雉等祥瑞所证实了的。汉代以孝悌治理天下,在仪式中推尊三老、五更,自然能"洪化惟神,永观厥成"。尊崇灵台,时时登临祈福,则能使天下丰穰。或者说,沿袭东都主人所盛称的"今之法度",阵阵礼乐声中,在一片祥和、丰穰的图景中结束了对当下政治、社会的赞美。但是,班固没有论及北方强大匈奴及西域诸国的威胁,对一些民生疾苦、社会弊端也视而不见。在这种背景下,突显了《两都赋》的创作倾向。

班固《两都赋》名物铺陈特点

《两都赋》名物瑰奇纷呈,千姿百态,涉及地理天文、宫殿台苑、人物典事、名物器具等,包罗万象,以其宣扬上德,夸饰文功,或讽喻奢侈无度。名物铺陈描写,或信而有征,有案可查,据实摹写;或征引广博,文辞雅赡,凸显赋家学识。其名物征引及其铺写承袭前人,吸收相如"经纬相间""纵横交错"之法,铺写校猎娱游、山河表里等;又另求新变,凌驾前修,不吝笔墨,精雕细琢,摹写宫室楼苑,叙述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