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

自从秦设郡县以管理地方 ,封建地方行政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备。宋代转动使路的设置是这个完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它是元代行省制度的前身。转动使为转运使路的长官 ,由于官制改易 ,事务繁简不同 ,政局变化及战争等原因 ,在北宋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 ,常见的有转运使、都转运使、权及权发遣转运使、随军转运使等。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 ,转运使的品秩要求、员额配置、基本职能等情况有很大变化。反映了转运使制度在北宋逐渐完备的过程 。

由元初转运司设置概况看元初的政局

忽必烈建元后,设立了多种转运司,办理征税上供、转输物资等事务办理。这些转运司主要包括地区性转运司和专门转运司两类。地区性转运司又可分为随路转运司和都转运司两类。此文主要通过研究地区性转运司的设置概况,探讨了元初的政局变动情况。

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

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袁一堂（山东建材工业学院）宋室南渡以后，由于社会人文背景、地理环境、粮源分布、交通条件以及军队屯驻等情况的影响，供漕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南宋特有的总领所制度。总领所是南宋供漕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一据《建炎以来系...

代表当代中国金学研究水平的力作——评《金瓶梅考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丛书,”在国内外引起很好的反响。该丛书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种:黄霖撰著的《金瓶梅考论》。我认为,《金瓶梅考论》是一本代表当代中国金学研究水平的力作,也是这位中年学者近十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黄霖同志由于研治中国古代小说多年,基础很好,他对《金瓶梅》的研究。

地理制约与权力博弈: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

军粮补给是南宋川陕战区边防行政运行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围绕两个焦点展开,一是直接与军粮转运方式相关的地理制约问题,二是财政官与军事官的权力博弈问题。川陕军粮转运的地理制约问题虽客观存在,却并非论争的核心,而权力争夺才是根本所在。有关军粮问题的论争虽发生在川陕,但自始至终有南宋中央的"在场"与"遥控"。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南宋地方治理策略与统治术的认识。

论百丈圩的兴废

宣城百丈吁是北宋嘉祐年间兴修的一座圩田。本文从兴修的创议者、工程的主持人,修筑的时间。该圩溃决的具体原因,以及被废弃的原因和背景等方面,对它的兴废作了一番考订正讹的工作;井从其兴废出发,揭示、分析和批判了当时官僚士大夫群体中存在的一些腐朽风气。

浙中之“神”——关于永康方岩胡公的生平和传说

游过浙江永康方岩的人,大概都见过方岩山顶广慈寺后殿有一座神像。他,红面乌髯,锦袍玉带,气概轩昂。背后坐着三位凤冠霞披的妻妾,左右坐着两位少年公子。这就是人称“胡公菩萨”的一家。当地旧俗,年满十岁的人,必上山‘拜胡公”。数百年来,胡公受人顶礼膜拜,此风至今未泯。据方岩风景管理处负责同志说,近数年来上山拜胡公的香客,每年达七八十万人次,盛况几不下于灵隐普陀。香客们大都来自浙中、浙东南以及与闽、赣毗邻地带,也不乏身在异域、“根”在此地的侨民。可见这位胡公菩萨的影响,深且广矣。 这位胡公,就是北宋的胡则,永康人,字子正,生于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吴越国王钱俶治下的百姓,十六岁那年(公元978年),钱俶以其地归宋,才算是大宋的子民。他出身于平民家庭,由于五代钱俶时“士用补荫,不设贡举”。

范仲淹的强兵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曾担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招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任职期间,曾主持政治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同时,他对军事也十分重视,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其担任军职期间,也曾进行过旨在强兵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是,在有关范仲淹的论著中对此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故本文拟就他的强兵思想,作一些探讨。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之初,对军队十分重视,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便逐渐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特别自宋太宗以后,更大力标榜文治。

宋代通判对财经的监督作用

(一) 宋初置通判,其本意原是为了监督那些刚归顺中央的伪官。史书说:“太祖乾德四年十月,诏应荆湖、西蜀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得施行。时以伪官初录用,虑未悉事,故有是命焉。”但由于通判的地位特殊,权力很大,其被朝廷信任的程度超过地方知州,所以宋初通判常凌驾于知州之上,“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宋)

向子湮致仕归隐考辨

向子湮致仕归隐考辨李维新关于向子诠绍兴九年的致仕归隐，《宋史·向子传》是这样记载的．，“子以徽酞阁直学士知平江府。金使议和将入境，子不肯拜金诏，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於此时，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如果仅仅读这段话。自然可以得出...

包拯仕履考略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生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祜七年(1062)。享年六十四岁。包拯在仁宗朝仕宦,由进士及第累官至枢密副使,其间三十余年,历职多次变化。但宋修《两朝(仁宗、英宗)国史》与元修《宋史》的《包拯传》

蒲松龄族属数说

蒲松龄的族属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这样几种: 说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是色目人(阿拉伯人)且是伊斯兰教徒。罗香林著的《蒲寿庾研究》持这一观点。他认为蒲松龄可能是宋末提举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庾(阿拉伯人)的后裔。日本学术界也有此说。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远祖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使,而任这种职的,在元代都是回族;另外又据福建另一部《蒲氏族谱》中写有“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因此认为蒲松龄为回族。

彬县大佛寺石窟宋人题记考

《文博》1997年6期刊登了常青的文章,内有新发现的三件宋人题刻,颇有历史价值,兹作考证如下:一、滕宗谅题记尚书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膝宗谅,诏守径塞,继至于此,后二日谨识石室.按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好友,范曾为他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尚书刑部员外郎”是其官名,为从六品上(《宋史·职官志》八),是没有具体职事的虚衔.“直集贤院”是其职名,

杭州市舶司研究

杭州海上贸易机构的设置,结束了杭州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把海上贸易活动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发展海上贸易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杭州海上贸易机构进行认真负责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杭州海贸管理机构的起源、形成、发展、兴盛以及中落、衰退直至消亡的各种因素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和了解。本文仅就有关杭州古代海上贸易机构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苏子美生平交游考略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省中江县南)人。北宋诗人。其诗风格豪迈,时与梅尧臣齐名。考察苏子美生平交游,是研究诗人为人及其文学成就方面必不可缺少之工作。加之近来我系古典文学研究室协作校注《苏舜钦集》,见其中赠友怀人之作俯拾即是,对理清诗人交游线索尤感迫切需要。余不揣鄙陋,勉为此篇,聊尽引玉之责。所用资料以《苏舜钦集》为主,亦采用传记,诗话、别集之说作为补充。惜考察诗人交游尚有遗漏,有时所下断语,难免不有臆测之辞,希望高明指正。

“芦盐”的由来及其演变

我国盐产品的品名,一般都以产地地名命名,如浙江产的盐称浙盐,淮北产的盐称准盐,山东产的盐称鲁盐等。然而天津市、河北省产的盐却称长芦盐,简称“芦盐”,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查考历史就会发现,长芦盐的名称,也是由地名转化而来的。 现今的天津、河北所产之盐,冠以“长芦”名称,始于明初。洪武二年将管理这一地区的盐务机构名称,由北平河间都转运盐使司。

历代盐法概述

中国盐法,代有变迁,由简而繁,由疏而密,日趋完备。就食盐的征税和专卖制度建立、形成和完备而言,大致可分为二个时期。唐代开元以前为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的建立时期,唐代开元以后为食盐专卖制度的完全确立和日益完备的时期。 赋税是国家形成后的产物,有了国家就必须征收赋税来供养国家的官吏,否则国家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夏、商、周三代。

两淮盐运司元代尚未分分局

有的论述认为元代两淮盐运使司在元代已分盐运分司管辖各盐场,本人经过初步考证,发现这很可能与史实不符。 据《元史·百官志》卷九十一载:“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国初,两淮内附,以提举马范章专掌盐课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于扬州。……三十年,悉置所辖各盐司,以其属置场官。大德四年,复置批验所于真州、采面等处”,未有两淮盐运使司在元时已分盐运分司的记载。《元典章》(沈刻本)

长芦盐运使公署

我国的盐产品的品名,一般都以产地的地名命名,现今的天津、河北所产之盐,冠以“长芦”名称,始于明初。洪武二年将管理这一地区的盐务机构名称,由北平河间都转运盐使司,改称为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署设长芦镇,今河北省沧州市西。永乐初年,又省去“河间”二字,直称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统一管理天津、河北的盐务。长芦盐区就因盐运司署设在长芦镇而得名,其辖区所产盐,也就称为“芦盐”。隆庆三年(1569年),为了遏制因产大于销而出现的私盐泛滥局面,长芦盐区的重点产盐场地,逐步移向天津地区。

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

关于北宋转运司治所问题,王文楚先生已有专文作全面考述(以下简称王文),本文不拟重复论列,仅欲就福建、河东、京东、京西数路转运司的治所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宋代路制这一大课题的研究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