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

作为我国赋体文学的一类重要题材,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有助于现代人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文明进程。第二,它包含了中华民族诸多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第三,它对古代其它文体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看清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

由清代陆次云、袁枚等人提出的"赋代志乘"一说因其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住了以都邑赋为主要代表的赋体文学在"博物致知"功用上与古代志书、类书的相似性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赋学观点。然而仅就陆、袁二家论述的本身来看,这一观点并不契合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发展的实际,同时也容易造成赋体与志乘之间关系的理解混乱。其实,赋体在本质上是文学,它不仅无法替代志乘,也不能完全起到志乘的作用,二者实际上是一种共存和互补的关系。

历代都邑赋地域的演变进程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列图表、统计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揭示历代都邑赋所描写地域的变化情况及其成因。随着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都邑赋所涉地域自汉代以北方为主,至清代以南方为主,总体呈现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南进东扩渐次推进的趋势;本文还分析了影响都邑赋地域变化的诸多因素:政治中心的迁移,人口迁徒,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等。

汉代都邑赋城市史料价值研究综述

汉代都邑赋具有极高的城市史料价值,剔除夸炫部分,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考古发现进行甄别,可补正史之阙。不少学者利用汉代都邑赋来考察两汉城市的自然地理、宫殿建筑等物质文明。汉代都邑赋保留了许多城市生活史料,学者充分利用相关文本来考察两汉城市社会、商贸、民俗、娱乐等活动。考察汉代都邑赋,还可更好地还原东汉迁都之争的真相,并探析时人对国都功能、城市文化审美的看法。

古代都邑赋的城市文化观念

都邑赋是记载都邑文化的载体。它以京都或一般邑城为摹写对象,在刻画都邑地理形胜、建筑宏伟的同时,体现出尊重礼制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集中体现了都邑的政治意蕴,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纵观都邑赋对于都城建置的描写,可以看出诸多城市建设理念如:拱卫环周、四塞之地的都城选址原则;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原则;崇尚"大壮"之美的思想。

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

清代都邑赋受有清一代勃兴的地理学与考据风气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清代赋家往往身兼二任,既长于辞赋创作,同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尤精于地理学研究;其次,清代都邑赋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的地理学研究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呈现出了绝非偶然的重合现象;第三,谙习于考据学风的清代赋家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赋注形式,使都邑赋这一赋体题材在保存地域风俗文化资料上的功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东汉都邑赋之崛起及结构特征

西汉的城市建设起步较晚,直到汉武帝时长安城才基本建成,且以皇家宫殿和园林为主,因而西汉的赋家还没有建立起以都邑为审美对象的观念。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东汉初期发生的建都长安、洛阳之争,使得都邑进入了文学家的创作视野,因而产生了一批重大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西汉大赋有所继承和发扬,而且在内容和风格上也有空前的突破,把汉大赋的创作推向新的高峰。

上巳、清明、端午:古代都邑赋中的节日镜像

都邑赋中的民俗文化,是都邑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描写,也是一个都邑社会、民俗生活的文字再现。这些内容为后人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提供了重要资料。上巳、清明、端午属于重要的民俗节日。这些民俗节日及节日中的重要活动,在历代都邑赋中都有着丰富的记述。其记述包蕴着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江南都邑赋的地域文化特色举隅

以京都或一般城邑为描写对象的赋作,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古代江南地区都邑赋所展现出的地域文化特色有:鲜明的水乡文化特色、繁荣的商业经济以及浓郁的人文气息。

都邑大赋之“火凤涅槃”——论当代都邑赋之繁荣

当代都邑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刊发,标志着当代都邑赋繁荣时期的到来。当代都邑赋承传了汉大赋的创作规范和艺术传统,吸纳着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以崭新的艺术风姿扬眉吐气登上了文坛。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都邑赋,终于如火凤涅槃,重获新生,焕发出绚丽多姿的艺术生命。

明代都邑赋的守成与创变

明代都邑赋创作繁盛,反映出明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军事功能都有重要发展。京都赋在继承汉、晋京都大赋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开拓。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对于京都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与赋家在处理各种素材时是否为帝王倚重有关,京都赋也因此呈现不同的面貌。明代都邑赋创作与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息息相关。中外交往的扩大为都邑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朝鲜赋》《交南赋》的出现,使都邑赋的外交职能得到充分体现,也推动了异域赋的创作。

从董越《朝鲜赋》看明代都邑赋的文化内涵

辞赋在明朝呈现出再度兴盛的局面,产生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其中以董越《朝鲜赋》为代表的都邑赋更是超越前代,兼具京都赋、城邑赋、域外赋等多重特征,具有更多、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内涵。

论唐代都邑赋及其创作启示

唐代是继两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恢宏盛世,但是作为最适宜反映盛世气象的都邑赋创作在整个唐代却未显昌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反常的文学现象。本文在对唐代都邑赋创作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并由此归纳出几条值得注意的创作启示。

都邑赋:传统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历代文献中存有许多都邑赋。都邑赋与传统城市文化存在诸多关联,蕴藏着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是古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前“都邑赋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做到古为今用,实现优秀传统城市文化的现代转化,是当代城市文化建设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关于《三都赋》以后“都邑赋”的展开情况

《三都赋》被归于"都邑赋"一类中,而"都邑赋"则是从汉代到六朝都被不断书写的一个题材。通过《三都赋》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赋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特征。但是,通过研究《三都赋》与其他时代同类作品的差异,我们能够勾勒出"都邑赋"之间的发展过程,可以据此理解东晋南北朝的"都邑赋"的写作情况,并借以判断《三都赋》在文学史上的学术位置。

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生成与演进

汉晋都邑赋以备载一方之山川建筑、风物英杰等为主要内容,以空间次序和分类铺排为体制章法,此与古代志书相似而具备"方志性"。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可视作都邑赋先声,二赋初步生成了"方志性"的主题与结构。东汉班固《西都赋》与张衡《西京赋》继起,扩充都邑赋的内容事项并增强其纪实属性。张衡《南都赋》对地方城市进行全面铺绘,完成了都邑赋"方志性"范式的定型。魏晋地方都邑赋竞作,使得"方志性"扩散为书写区域重镇的典型文类。汉晋都邑赋的"方志性"呈现出生成、发展、定型与扩散的历时性线索,并隐现着政治情境转换对文学范型嬗变的牵引。

扬雄《蜀都赋》的物叙事

扬雄,今四川成都人,两汉时期著名辞赋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蜀都赋》为其少时居蜀所作,其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言尽蜀地自然人文之风采,文似司马相如,后世常以“扬马”并称。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竭力传播巴蜀文化者,《蜀都赋》更是文献可查的最早都邑赋,开创了地方创作之先河,对巴蜀的文化传播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沈光文《台湾赋》价值刍议——兼与清代三篇同题赋作的比较

沈光文的《台湾赋》是中国赋史上第一篇以宝岛台湾为题材的赋作,也是台湾赋体文学的开山之作,直接影响了清代林谦光、高拱乾、王必昌三篇同题《台湾赋》的创作。该赋广博宏富、百科全书式的题材特点为后世诸篇《台湾赋》所继承,而其讽喻精神则迥异于以歌功颂德为使命的清代三赋。该赋第一次将台湾的山水形胜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其鲜明的地理情怀与方志功能亦为后世《台湾赋》所秉承。此外,该赋不同于清代三赋以他者眼光观照台湾的创作视角,渗透着作者对台湾新家园的深情眷恋与皈依意识,堪称台湾乡土文学之滥觞。

中原地域辞赋的当代传承与新变实践--以王国钦《赋说中原》为例

辞赋自先秦产生、汉代兴盛,到如今已发展出多种不同的形态。如今辞赋的创作面临新阶段中复古与新变的改革,尤其描写中原地域的辞赋不仅是对传统都邑赋的新变传承,也是对辞赋创作当今发展的新探索。王国钦的《赋说中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从中探索当今辞赋创作的理论新变、中原文学的传承以及词赋等文体融合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