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儿”的心灵关怀——论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①)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一、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灵内涵。孙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关注乡村人特别是乡村女性的情感问题,书写他们在恋爱、婚姻,以及与亲友相处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他们对爱和温情的渴望,对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厄。

地方、现代国家想象与现代乡土小说理论的思想危机

“地方”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理论的核心议题。围绕“地方”及其周边问题,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生产了地方色彩、地方语言、地方风俗、异域情调等概念和知识,但始终无法完成整体性、系统性和自主性的理论建构。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乡土小说理论在解释“地方”时,忽视了“地方”进入乡土小说叙事视野的多种因素,及其被叙述过程中牵扯出的诸多文化思想话题。因此,地方被限定在启蒙话语、阶级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划定的边界内,削减了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或者说,乡土小说理论被某种单一的文化思想话语主导,无法真正厘清地方与现代国家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致使其陷入文化思想危机。

乡土书写、先锋叙事及其血脉关联——吕新乡土小说论

吕新是一位根植于深厚的乡土经验、“渗透着很深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先锋小说家,也是新时期以来山西最具有文学影响力、艺术独特性和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之一。他的乡土小说不仅丰富、细腻地书写了晋北山区农村的历史与现状,既呈现了一个独特、丰富、厚重的乡土世界,又为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提供了独特的“新乡土经验”类型,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与思想价值;而且进行了多样的先锋艺术探索,为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流的新世纪乡土小说,提供了独特的艺术方式和审美品格。他根植于深厚的晋北山区本土经验、“渗透着很深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先锋艺术探索,也昭示出其先锋艺术探索与本土经验的血脉关联。

新时代乡土小说反贫困话语的生成

现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世界性资本主义扩张,以及现代中国对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想象、模仿与实践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南帆所言:“农村的贫困与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存在千丝万缕的结构性对应。”①百年中国乡土小说一直都在关注、剖析和解释农村贫困危机,都在叙述农村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联,回答“农村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全面实施,乡村迈入治理和建设新阶段。

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论晓苏新乡土小说的女性想象

湖北作家晓苏的系列小说具有新乡土小说的特点,他写出了乡村女性的“油菜坡性格”:真、勇、智;书写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性交易、性压抑、性骚扰、性奉献、性侵犯等,揭示了新乡土女性的生存百态。晓苏将民间立场与批判立场、启蒙立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喜剧性的人物、喜剧性的情节和幽默的语言艺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带着一点“悲”气的故事。晓苏的新乡土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

流动的现代性: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及中国经验

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既是现实问题,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凝结了国家对乡村与农民的“后革命”“后启蒙”的实践。小说形象地书写了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后革命”改善以及借此带来的对农民身心改造的全新“现代启蒙”,更在深层次上喻示了一种从固体到流动的“现代性”:加速社会、永远在路上、时空压缩与脱嵌、机械速度感、物质流与信息流的“富裕”、时间观念、等级制度、纪律意识、效率思维、修路致富、共同体意识铸造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深层或表象的中国经验既有民生建设的现实价值,也有提升逻辑、增长社会的客观实践,更有启迪民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终极意义。

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研究——以《人生》《高兴》《红高粱》的读者反馈为例

域外读者阅读层面的接受效果是考察中国文学“走出去”成效的重要维度。海外读者的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的阅读评论集中于《红高粱》《人生》和《高兴》三部作品。地方乡土文化、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乡土写作特色以及当代中国现状是域外读者关注的焦点。翻译是作品跨文化传播力构建的关键,应处理好乡土文化传真与可接受度的平衡。三部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好评和良好接受得益于乡土文化主题设置、成功的乡土文化译传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的鼎力相助。这些为提升中国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传播效果提供了宝贵经验。

艺术追踪与现实情怀的融合——评李兴阳教授新著《新世纪乡土小说与中国农村变革》

李兴阳教授的学术新著《新世纪乡土小说与中国农村变革》以新思路、新方法研究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内容上的“新质”,从而发掘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村庄形象、乡村政治、文化生态、伦理道德、宗教与民间神秘文化、民俗文化的新意涵。同时,该著以大量小说文本为基础剖析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质”,特别探讨了新世纪作家以迥异于经典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叙事方式上千奇百怪的尝试。该著对新世界乡土小说的研究建立于对新世纪农村现状的关怀,对于农业的困境以及脱困的方法与途径,对于土地制度与农民人格形成之关系,做出了冷静、务实、精辟的分析。该著在材料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作者在材料上下的是“硬功夫”、“真功夫”,真正做到了“信而有征”,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上,既不“因人立言”,也不“因人废言”。总之,该著以扎实可靠的材料、灵活多样的批评方法以及严谨的学风进一步推进了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

何士光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主要有三种传统:第一种是启蒙传统,第二种是左翼-延安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第三种是抒情传统。何士光乡土小说创作并不是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某一传统的单纯延续,而是在同一个小说文本之内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三种传统在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关联。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何士光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何士光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些传统,而且在乡土小说书写领域有重要的创新,给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发展增添了存在主义的新质。

重新书写乡土——魏思孝《王能好》读札

在小说《王能好》中,魏思孝不仅塑造了王能好这“一个”典型人物,更借由他的游荡见闻枝蔓开庞杂的“一群”乡村人物群像,并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裂变现实以及人们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普遍的生存体验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魏思孝对鲁中地区农村生活和农民生存状态的观照,不是对其愚昧、落后面的揭批,也不是对其素朴优美人性的礼赞,而是以简约的语言、克制的情感冷静地讲述着时代变动中乡土社会的恒常与新变,并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以轻击重”的叙事风格。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乡土小说《城南旧事》中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

中国台湾作家林海音著《城南旧事》为二十世纪怀乡文学经典之作。基于艾克西拉对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及11条翻译策略的归纳,结合奈达的文化分类,检索并分析《城南旧事》英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使用频次与频率,在译者行为批评的视域下探究译者行为。研究发现,477条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中绝对一般化、语言翻译法的频率最高,以异化策略保留40%以上的文化因素。在译者行为批评的视域下,殷张兰熙与齐邦媛的译者行为以务实性求真为主,传递文化脉络的同时兼顾社会需求,寻求双向文化系统下的和而不同。

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

乡村和乡村生活始终存在,中国乡土小说不可能消亡,但须不断地转型与更新。更新的历史逻辑在于,百年乡土小说形成的几种传统叙事范式未能切近乡村与农民,表现为叙述视角的“他者化”、叙述方式的“工具化”、叙述模式的同质化,农民形象匮缺主体性等。更新的现实逻辑在于,“乡土中国”已经裂变为市场时代的“后乡土中国”,农民、村庄、城乡关系等均发生了深刻变迁。新的时代感觉结构,自然孕育着新的乡土话语表达,未来乡土小说可在乡土文明价值认知、理解乡村新变趋势、城乡关系、叙事伦理、农民形象等五个维度进行更新,从而在主题凝练、人物塑造、叙事模式、美学面向、结构策略等方面发展和衍生更多新的范式。

论贵州作家王华的新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乡村转型的深入,乡村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需要以新的表达方式与创作方法展现农村新面貌,新乡土文学应运而生。王华的新乡土小说基于乡村转型的基本事实,用寓言化书写的新方式展现乡村境遇,从而引导社会的关注与思考。通过地域化、细微化、祛魅化的乡土观察新视角,体察城乡变迁中的乡村图景,更新文学介入乡土的方式。作为贵州籍仡佬族作家,王华用其新乡土小说记录贵州的“山乡巨变”,用“成长”中的新农民形象谱系塑造、具有在场感的“脱贫攻坚”书写、基层干部群体刻画展现新时代乡土文学作家想象,书写乡土中国的新内容。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精神价值论

鲁迅和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家,其人与其文所呈现出的真诚而不虚伪、独立而不附庸、呐喊而不逃避、反思而不沉默、创新而不守旧的精神,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审视当下的生活和价值观,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在阅读和反思中养成探索创新、独立求真的品格是迫切且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折叠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叙事呈现出“折叠”的特点。时间在多维度的演进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二者互相隐喻。在村庄的内部,传统与现代力量的碰撞使其展现出多层次的文化特点。叙事时空的折叠让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延展,从而更富有张力。同时,“城市”成为作家审视乡土的重要参照空间,在城乡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让乡土拥有被言说的无限可能。以“折叠”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可以理解20世纪末乡土社会的复杂变迁以及不同作家的文化选择。

“劳工神圣”思潮与劳工形象塑造——以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劳工神圣”思潮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前后,与其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乡土文学。“劳工神圣”话题的后续争议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是“什么是劳工”,二是“劳工何以神圣”。前者的讨论最后拓宽了“劳工”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工人、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等群体并入了“劳工”的范畴;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劳工”群体的重要地位,反映在文学层面,表现为作品中日益增多的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劳工”和“神圣”两个方面积极响应了这一思潮。这一时期,“劳工”的群体在扩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拉近,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崭新的劳动者形象。

文学维度和文学史维度的立体建构——评贺仲明《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兼及其他

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与此前多侧重于社会文化和主题研究等趋向不同,贺仲明新著《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对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变迁进行系统讨论,在纵向变迁考察、横向审美分类研究,以及宏观理论和微观个案结合等多方面做出了综合的建构。该著既是建立在坚实的文学史基座上的乡土小说批评论,又可以视为由经典批评构成的乡土小说审美史论。在对审美问题的聚焦中,著者批评家气质与乡土文学史家意识的融合得以呈现。

鲁迅乡土小说空间诗学发生探源

鲁迅是勘探现代乡土小说空间诗学发生的最好样本。从其空间观发生、形成路径来看,是不断将个人空间体验与乡土、民族、国家、世界等大概念交织在一起,空间板块渐次裂变,结构层次逐层丰富,而后又在整一的空间观念中返回到最小板块起点的空间认知漫游旅程。鲁迅在熔铸了刻骨铭心生命体验的空间哲学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空间诗学。多维、综合的诗学体系表征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际遇、人类的精神困境,以诗学方式呼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也为今天的乡土小说书写提供了高度与向度的范例。

复调与回声:从《芙蓉镇》看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饮食书写策略

《芙蓉镇》作为20世纪80年代乡土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借助在场性观照与具身化解读的方式,直观且深刻地描绘出原乡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秩序结构与发展态势。饮食书写是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书写方式,以饮食书写隐喻社会生活也是常被使用的创作手法。从饮食书写的角度窥探这一时期以《芙蓉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能够梳理出关于乡土秩序更迭的“复调”与“回声”式书写策略;通过饮食书写展露乡村社会在传统伦理秩序与革命秩序不断更迭中的呈现状态,也寄寓着世俗伦理价值向度中对于原乡秩序肯定与颂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