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强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阵地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2023年9月6日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

“三权”分置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治理主体结构重塑

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价值内涵和制度构建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论述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互动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农地“三权”分置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在其政策贯彻推进的过程中,使一些农民家庭彻底离开了乡村,并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孕育塑造了更多新的主体,补齐农业农村的发展短板。因此,重塑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不仅需要利用好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总结和提升乡村治理经验,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建立有效的承包地退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治理资格和治理权限,打造各类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主持人话语:慈善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

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慈善活动随着社会分化的日益发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慈善以其第三次分配功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社群裂痕,慈善活动以其情感抚慰功能发挥了凝聚社会认同的突出作用。唐宋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宋儒以回向三代为号召,高举儒家仁爱大旗,开展了一场旨在重建理想社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慈善活动随之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功。换言之,作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成果,一种由士人领导、富民参与的新型世俗慈善得以确立,并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慈善活动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

新时代乡村社会邻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社会治理已悄然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乡官礼治模式、乡教里治模式、保甲里甲制度、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模式的发展演变。邻长制既是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精华的继承,又是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结合G县邻长制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从构建邻长制组织单元、完善“三长”选培制度、厘清“三长”职责范围、健全邻长制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乡村社会邻长制治理体系路径。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效果评价研究

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环。要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在党的十九大上,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精英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作为重要的人才资源,日益成为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面临哪些困境?其参与效果如何?需要具体指标评价。本文以此为着力点,在进行实地调研和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安定和谐的乡村环境作为基础。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显现种类多样性、时间季节性、规模群体性、层次复杂性的特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淡化、乡村社会调解不够完善等,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化解乡村矛盾的关键,必须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思想引导、统筹协调、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夯实经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预防机制、探索多样化解模式四个着力点,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应用场景、实践困境及优化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进程加速,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乡村生活,并形塑乡村社会形态。文章从乡村振兴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聚焦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并形塑共同体形态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阐释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现实困境,并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基层治理、数字素养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生活方式的东西差异: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再认识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区域的农民以不同的条件参与这个过程,并形成了富有差异的生活方式。因为市场区位条件不同,无论从生活动力还是生活空间的维度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农村因其本地工业化的市场参与模式,形成了压力释放型的生活方式;中部农村因其跨区域流动的市场参与模式,形成了压力集聚型的生活方式;而西部农村则在本地维持型的低度市场参与模式下,形成了压力缺失型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区域差异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非线性特征,通过中观分析展现农民生活逻辑的多样性,有助于从政策层面具体有效地回应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创新甘肃省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向

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甘肃省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尽管甘肃省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但离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新时代加强甘肃省乡村社会治理工作,还存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乡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良社会风俗和道德失范、乡土文化传承危机等多方面的困难,需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强化乡村治理支撑、数字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等途径创新甘肃省乡村治理模式,聚合各方力量,统筹推进甘肃省乡村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至上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阻滞、驱动及推进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是贯穿新时代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价值指引。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的推进,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行为,也是乡村社会治理自适应的发展革新,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建设乡村数字化美好社区,实现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型治理实践。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推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主体数字素养欠缺、数字形式主义等阻滞因素。在人民至上的价值驱动下审视乡村社会治理的数智化进程,提出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提升、治理理念优化等方面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的具体策略和建议。

医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开展志愿服务,是有效治理基层社会的有效途径,对于形成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高校应突出价值引领,开展义诊宣教;开设相关课程,完善激励机制;组织建立爱心学生诊所。其次,社会应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改变传统家庭观念,创新服务模式,互联网赋能传播来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最后,政府应完善各项志愿服务制度,强化农村社会治理理念,拓展志愿服务平台,聚焦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

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五老说事”为例

乡村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在推动社会治理和谐、有效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居民骨干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帮手,也是群众的知心人,更是基层和群众的联络人,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动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文献剖析发现,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与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以“五老说事”这一典型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为例,分析发现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着强关系建构困难、弱关系连接受制等困境。针对上述困境,依托强弱关系理论框架设计了重构强关系网络、拓展弱关系网络等综合性策略,以期优化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进而有效促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矛盾纠纷日趋错杂,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人口资源不足,农村自治能力较弱,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有碰撞与冲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多种方式引回乡村人才,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振兴乡村文化等路径,能有效规避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社会建设,就乡村社会建设发表了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契合实际、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和乡情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根本立场、根本保证、根本目标和根本路径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社会建设思想的认知疆域,还为推动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力量。

清至民国时期赣南地区财产交易习惯及乡村社会探析——以江西安远县天心镇契约文书为中心

文章对赣南安远县天心镇发现的契约文书进行了整理。这批契约集中反映了清至民国时期赣南安远县土地、山林、房产、会产等交易的相关信息。契文中所反映的白契盛行、空留交易金额与时间、总价里对画字银和找价的支付、卖契写成退契、会产的频繁交易等现象,可以深化对清代赣南地区交易过程中民间交易习惯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勾勒出清至民国时期赣南地区经济交易、乡村社会的全貌。

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

区域差异显著,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事实。既有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难以对我国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机制做出充分解释。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参与是理解我国各地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关键变量。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较远,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较大,导致村民与村庄关系日益松散,乡村社会转型较为迅速;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适中,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有限,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难以完全替代,村民与村庄关系韧性较强,乡村社会转型较为平缓。在既有社会结构等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视角,无疑是对既有解释的进一步尝试性拓展,可以较好地弥补既有社会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转型问题所遗留的解释空白。

中央苏区乡村社会的改造与重塑——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主经济、绅权政治和宗族观念在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封闭和保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和改造乡村的主要障碍。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地权关系的变革为起点,通过满足广大农民群体对土地占有的强烈愿望,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继而在革命斗争中完成了对政治权利和思想文化的重构,实现了对传统乡村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维度上的全面改造,重塑了一个平等、自由、民主、友爱且具有浓厚革命意识的新型乡村社会,不仅从根本上维护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基于儿童福祉的乡村社会资本与空间发展--整合路径与创新实践

通过文献分析梳理儿童福祉、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空间三者间相互关系,以历时法分析我国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空间的演变历程,总结其演变规律,进而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提出基于儿童福祉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空间的整合路径,并以长沙白箬铺镇实践为案例总结其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出,以儿童福祉建设为激发点,在乡村空间的建设过程中,运用社会学方法能够将乡村社会资本与空间发展之间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激发村民的能动性,改善乡村空间环境,并提升乡村儿童福祉,促进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乡村社会“软法之治”困境及对策

乡村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有效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基于新疆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各村的调研,发现村层面的软法在其创制、实施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扰,需要通过提高村民民主参与、完善协商程序、强化执行力、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等措施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