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之治: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并未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强大的常备军力量,在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得不仰赖乡绅等社会精英力量的合作。乡绅往往通过出任治安法官而获得一身二任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官员”,又是地方社会的“家长”。治安法官的职权在近代早期急剧膨胀,成为地方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枢,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连接枢纽。治安法官虽由国王任命,但不领薪俸,因此治安法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会在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制定地方社会政策与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地方官民的支持下,治安法官有力地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治安法官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型塑了英国的司法治理模式,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商,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达成追求秩序与善治的施政目的,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乡贤认知与政策的历史考察

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乡贤的认识,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乡贤的有关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乡绅发生分化时,对其中蜕变为劣绅者,中国共产党将其列为革命对象之一;对成为开明绅士者,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乡贤缺位于中国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贤重归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乡贤登场,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使之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道咸年间宁波民变与乡村秩序的变化

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八年的十三年间,宁波府发生了五次民变,其虽规模小、时间短、目标单纯,却有乡绅群体参与其中,带头向地方官抗粮抗税。分析宁波五次民变的经过,以及道咸年间宁波气候、灾疫、粮价及银钱比价等情形,可知宁波民变的原因并非地方志所说的“苛索召变”,而是宁波百姓在银钱比价失调带来的物价膨胀与税收压力下,聚众抗粮抗税,甚至殴打知县,打砸县衙。一般来说,清朝地方官需要乡绅群体的协助,才能治理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秩序。然而,在宁波五次民变中,乡绅群体不但不支持地方官,甚至在地方官加税或改变惯例时,鼓动百姓反抗官府,凸显官绅矛盾激化,原有官绅合作的地方治理机制逐渐失灵,呈现清政府难以掌控基层社会的趋势。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

明清时期地方乡绅与社会治理——基于孝感县的考察

自科举制兴起和发展以来,社会阶层流动频繁。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通过科举考试而崛起的乡绅阶层逐渐形成。在“国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范式中,乡绅作为皇权在地方上的延伸,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孝感县作为明清两朝的一个典型县域,拥有着规模庞大的乡绅群体。在儒家伦理道德的架构下,孝感乡绅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特权,在社会建设、社会教化和安定地方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和谐也起了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价值与传承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与关键所在。研究新时代中国农村的治理问题,需要从“乡绅之治”中寻求答案。乡村振兴应以人才振兴为重要支撑点,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新乡贤这一群体的紧密配合与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具有历史参考,还具有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可从“乡绅之治”的智慧中汲取有益经验,重拾古代乡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并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社会整合视角下乡绅治理的底层逻辑及启示

乡绅治理的实质是非正式关系和皇权形成良好互动,一步步合法化的结果。采用查阅文献、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从社会整合的视角系统梳理乡绅成长的脉络,发现宗法制是其组织基础,儒学中“入世”“小邦之治”的思想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后经过王阳明等人的推动,统治者领导、乡绅牵头、宗族自治的三元治理逻辑得以明晰。当下,不仅要重视教化手段的作用,还要在人才引进力度和“新乡贤”的待遇方面下功夫,促进“新乡贤”基层民主治理的完善和乡振兴战略的实施。

南通镇海关帝庙调查与考述

南通镇海关帝庙位于江苏南通崇川区集成村通扬运河北岸,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清代经过多次修茸,民国时期常有乡绅及文人到此游览。2022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在对南通市北高新区地块开展文物资源区域评估过程中,对镇海关帝庙进行了深入调查。

明清“乡绅之治”的逻辑理路及当代启示

明清时期“乡绅之治”意味着皇权统治借助于乡绅阶层才能延伸到乡土社会底层,“乡绅之治”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既节约了行政运行成本又实现了有效统治,形成了数百年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乡绅阶层获得国家权力的默许和认可使其在乡土社会拥有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而乡绅阶层也几乎承担了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全部功能和职责。民国后乡绅阶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乡村社会空心化、农民思想功利化、基层建设力量弱化问题不容回避。面对乡村治理的新困境重新审视“乡绅之治”的逻辑理路,分析其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以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启示。

论《绝秦书》的饥饿叙事与乡绅形象的历史书写

文学的饥饿叙事源远流长,不同时期文学的饥饿叙事赋予了饥饿的不同价值内涵,文学作品如何书写饥饿,不仅体现了作家对民族苦难与创伤的见证,也体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与人性复杂性的审视。《绝秦书》作为一部反映民国十八年饥荒的文本,从国民性、社会政治、女性饥饿等多个层面对饥饿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书写,拓宽了文学中饥饿叙事表现的广度与深度。小说对周克文这一乡绅在饥荒中的表现及其命运的书写,则体现了作家对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文化命运的思考。

朱熹社仓法新探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社仓的设计并未真正惠及所有民众,反而被地方乡绅所把持,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最终危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无疑是与社仓设计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

【目的/意义】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新乡贤从传统“乡绅”发展而来,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依然蕴藏巨大能量,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动力。【方法/过程】通过文献查阅、政策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归纳学界已有关于新乡贤的研究成果,梳理国家颁布的诸多鼓励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政策文件,并分析新乡贤与村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两者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和职能、效用的互补性。【结果/结论】研究显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福建省大田县设计并执行的“乡贤回引”工作路径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该文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构建国家行政力量和基层自治力量共同参与的新乡贤参与治村的长效吸纳机制和有效激励机制。

私人医疗中的中西医学——以《张棡日记》为中心

张棡系生活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乡绅,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疾病及诊治的记载。从微观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传统乡绅的张棡虽然广泛接触“新学新知”,但他对疾病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医学体系内。在疾病应对方面,由于医疗活动中的权力之争、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等因素影响,在中西医之间,张棡秉持着“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理念,明显更偏向于中医。以乡绅张棡为个例的探讨,对研究转型时期的医疗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法治视角下的乡贤之治研究

乡绅群体是中国古代法制体系中官府和乡村社会的纽带,是国家征收赋税、维护治安和信息传输的重要管道,在基层政权构建、秩序维系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以降,乡绅逐渐为乡贤所取代,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有所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导致的农村空心化,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如何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扭转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颓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需要认真总结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经验,还要借鉴西方乡绅治理的法治要素和契约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乡贤群体建设乡村,造福家乡的积极性。

近代海疆危机与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基于林树梅诗文之讨论

鸦片战争期间东南沿海战祸四起,因营务废弛和不谙海势夷情,守土疆臣不得不仰仗地方乡绅等社会力量襄助,以应对危机。闽南乡绅林树梅于战时受聘于官员,积极上书谋划海疆攻防策略,还投身军旅参与海疆布防与招募乡勇等事务处置。乡绅林树梅的经历,揭示了海疆危机中地方乡绅的参与应对途径,乡绅建议如何转为官府应对危机策略。海疆危机之下朝廷、疆臣与地方乡绅互动也折射了官绅关于时局危机的各自复杂考量,国家和地方基层社会之间制度性互动的缺失对近代边备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四老爷:近代中国乡绅文化的代表

鲁迅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旧中国乡绅形象,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祝福》中鲁四老爷的人物形象,突出鲁四老爷迂腐、势利、顽固的特点,来感知近代中国乡绅与乡村文化的血脉相连。无论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引领还是近代中国乡绅形象的文化隐喻,都体现了鲁迅对乡村生活状态与国民性的深刻理解。

浅析新时代乡贤同旧乡绅的区别及其成因

乡贤治乡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治理进程的缩影。而新时代乡贤在农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乡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新时代乡贤与旧乡绅结合起来考察,通过三个维度来进行比较,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内新乡贤与旧乡绅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成因。并将原因总结为统治权威差异、思想觉悟的变化、初心使命的提升三个主要方面。这种辨析对于理解新时代乡贤的鲜明特征和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张炽:信仰铸忠魂

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张炽在争取革命事业胜利时,冲锋陷阵、志若磐石。他用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为世人展示了一位革命烈士的铮铮铁骨。少年立壮志1898年6月4日,张炽出生在路南(今石林)县一个乡绅之家。父亲是晚清秀才,对子女管教很严,在张炽7岁时便在家中开设教馆,亲自教授张炽,进行初步启蒙教育。

富人治村:探索中国基层政治的变迁逻辑

富人治村作为中国基层精英政治的常态在传统时期表现为乡绅治村,在今天表现为私营企业主治村。传统乡绅治村以荣誉为取向遵循地方道义伦理准则,能够实现集权国家的"简约治理",从而保证了基层秩序的长期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基层实行法律主义民主政治,然而,在今天的富人治村实践中富人以金钱投资收益为取向,破坏了基层民主政治、损害了基层治理权威。在国家法律政治、村干部的金钱运作和"无政治农民"的弱道德期待合力冲击下,中国基层政治正在"去道义化"并出现新的治理危机。道义伦理是政治的必备属性,因而结合法律政治,维护、重塑中国基层政治的道义性势在必行。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