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

乡贤祠是祭祀当地德行卓著人的祠堂。明代自嘉靖、万历开始,乡贤祠逐渐迁移到文庙,有的地方文庙就是学宫,有的地方把学宫建在文庙内或文庙旁,更能突出乡贤祠的教化功能。为官一方的乡贤主要通过推广礼教、宣扬道德规范、旌德扬善、惩恶规过以及管理者的身教等形式教化本乡百姓,引导百姓施善避恶,净化当地社会风俗。以言传身教为主体的教谕、训导通过向士人传授儒家经书、程朱理学等途径以及自身的表率作用和乡贤祠的直观接触,教化士人。由于乡贤祠的教化,使一些百姓、士人见贤思齐,促成百姓向士人靠拢、士人向乡贤靠拢,有助地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代湖北士绅李道平的地方事业与入祀乡贤祠

李道平是清代湖北安陆著名学者、士绅,除从事学术研究外,他曾赈济本地灾民、修复儒学机构、修撰地方史料,举办、参与了多项地方事业。在这些地方事业中,李道平常常发挥主导或骨干作用,得到了士绅阶层的广泛参与,使得他们履行了道德追求、巩固了之间的交谊、加强了心理认同并深化了地域归属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基层文化交际网络。因学术及地方事业的突出贡献,经地方士绅提名和多级政府审核,李道平最终在去世后得以入祀湖北乡贤祠。其入祀过程体现了清代士绅阶层在地方权力运行中的影响,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控制的加强。

明清乡贤祠入祀制度演变探析

乡贤祠是文庙的重要建筑,一直是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在扬善惩恶、劝风引俗以及巩固国家地方政权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祭祀乡贤的活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长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明代乡贤祭祀制度自洪武开始至成化时期逐渐得到完善,但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存在较多漏洞。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入祀制度更加完备。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乡贤祠的作用更加突显,乡贤祭祀已成为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赵克生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泉州府文庙乡贤专祠录

泉州府文庙旧有乡贤祠,在明伦堂之东(址今华侨大厦内),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创建。初名"忠孝祠",仅祀唐义阙林攒、宋皇城使苏缄二人,以后泉州地方忠臣孝子相继入祀。明嘉靖三年(1524)改称"乡贤祠",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计祀乡贤197位。

一代医宗黄元御墓碑考释

黄元御墓碑是与一代医宗黄元御直接相关的重要文物,因为碑体残损,字迹漫漶,久被学术界忽视。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同治十年(1867)、民国六年(1917)递修刻本《昌邑黄氏族谱》和黄元御神主等资料,对该碑涉及到的黄元御生平、入祀乡贤、先世与后裔等予以考释解读,有助于澄清当前研究中对以上问题的模糊认识。

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明代以降乡贤推举和祭祀研究

历史上的乡贤对地方贡献很大,是地方认知的代表。通过入祀乡贤祠的推举和核准过程,国家将这种地方认知归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对乡贤的祭祀和宣扬,国家又将国家意志以地方认知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国家意志得以普遍宣扬、传播,实现了国家意志向民间的渗透,达到了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良好互动。申报的过程是对乡贤美化的过程;入祠祭祀的过程,是对乡贤神化的过程。乡贤不但为地方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融洽的纽带。

《崔敬邕墓志》书法风格探赜

《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史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楷书,29行,每行29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清康熙十八年(1679)此志于河北安平县出土,清康熙三十年(1691)冬由知县陈宗石将此志砌入乡贤祠壁,当时朝士争欲致之,拓无虚日,未及二十年而石已裂尽。《崔敬邕墓志》书法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拘.

铅印新版《循化志》书后

一 《循化志》八卷,传世本每卷卷题之下,统标“闽中海峰龚景瀚编,金台星泉李本源校。” 考龚景瀚字惟广,一字海峰,福建闽县人。先世累叶为名宦,曾祖其裕,祖嵘,父一发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等,多惠政,殁后皆祀历官地方名宦祠与原籍福建省城乡贤祠。 景瀚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举乡试,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成进士,归乡里居十四年。研究经史时务,凡古今因革必穷源竟委,求所以通变宜民之道。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一百五十年后看黎庶昌

遵义的郑、莫、黎,在海内外学术界颇负盛誉。然人们不知,原来的黎,不是指黎庶昌,乃是指黎庶昌的嫡堂兄黎伯庸,也就是庶昌任驻日大使时向清廷启奏在遵义为郑、莫、黎立乡贤祠,因而获咎的原来意义上的黎。盖郑子尹、莫发芝、黎伯庸三人,年少即过从甚密,

明清乡贤考据述论

乡贤考据就是对乡贤的履历、功绩、乡里、封爵、官职等进行钩沉、考证,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为明清时期编撰乡贤传记、厘定乡贤祠祀提供准确历史信息。从事乡贤考据者主要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和乡贤后裔,虽同是考据,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旨趣和情怀。从学术特点看,乡贤考据以史、志为根本,重口碑乡评,主张考证必有所据,与“乾嘉考据”既有不同,亦有相通之处。

福建古代文庙建筑营造手法的规范性与区域性

文庙又称孔庙。最早的孔庙,建于孔子去世之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国在孔子故宅内所立之庙。之后,许多地方开始建孔庙或孔子庙。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改称文宣王庙;明永乐八年(1410),诏命全国统称文庙,与祀关羽、

泉州府文庙的当代教育功能

从唐朝开始,文庙实行庙学合一制度,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培养儒家人才的场所,其教育功能非常突出。但自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出现,不断削弱文庙的教育功能,文庙最终成为单纯的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场所。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回归,儒学的价值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儒学的主要载体之一,文庙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代环境下弘扬与传播儒学的主要阵地,文庙的教育功能由此重生。

七、孔庙里的人文景观

孔庙里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它相当于一所国家的古代名人纪念馆和各地方的名人纪念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比皆是.作为国家名人来说,最完备的儒家人物系列有五大圣人、孔鲤(孔子之子)、十二哲、七十二贤、七十七位衍圣公、中兴祖、南渡祖、孔子五世祖和由国家颁定的先贤先儒156人,加上各地方的乡贤名宦,总数在三百人左右.

北京文庙的历史格局与现状

文庙作为中国古代传播儒家思想的学校,在北京地区的各府州县均有修建。尽管级别不同,但都严格遵循了文庙应有的规制与布局。虽然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文庙逐渐衰败,但至今,北京的东城、密云、通州、房山等区县仍保存了文庙的遗存。近年来,这些文庙均已经过系统修缮或复建,并被用作学校、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对文物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播起到较好效果。

民国时期云南文庙调查资料选辑

（上接2015年第11期第26页）第五行政督察区（5县）建水县建筑与重修时代：考孔庙碑记所载,始于元时建筑,至前清乾隆年间重修,又至宣统二年复修,加以油画。现状：现有房屋大小共一百一十间,占面积2.88公亩。间有倾圮者,亦经按年修葺,颇属完整。有无其他机关占用：自民国二十一年省立临安中学校成立,划孔庙房屋为校址,泮池及庙内之收入均归中学享此权利,此间岁修与祭需均感受困难。

湖广会馆的翻修原则及加固方法

湖广会馆的翻修原则及加固方法王永起北京湖广会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虎坊路口西侧，北临骡马市大街，占地４６００ｍ￣２。现存古建筑面积１８８５．７３ｍ￣２，其它建筑约千余平方米。主要文物有大戏楼、文昌阁、乡贤祠、宝善堂、楚畹堂等，是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

文人與義士之間: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元明時期,金華地區爲理學之重鎮,士人爲鄉賢撰寫傳記乃維繫鄉邦文化傳統的重要活動。鄉賢既是地方學術文化的代表,與他們相關的編寫某程度反映了風教之變化,也涉及地方崇祀鄉賢的機制。唐代詩人駱賓王是金華地區早期比較知名的文人,但其形象和地位到了明代中葉以後才得到肯定和提升。對於賓王書檄討武后一事,金華廟學公論、地方志傳鄉賢傳記等陸續將他由“作亂”改判“舉義”,又將其身分類目由“文人”轉爲“義士”。這除了見證胡應麟等金華後學爲其平反的努力外,同時反映明代中期以後文人之價值認同漸從道學鬆綁開來。在駱賓王的形象塑造背後,既有用以證明“文藝”可兼“器識”的觀點,卻又陷於“立身”還是“立言”才得以自樹的糾葛之中。剥離文學史視野而置於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不單可看到金華文教風尚轉移的側影,更是明代文人自我價值與定位其中一個重要的討論場域。以上關於立言、文士等的價值争議,在在透露了文學批評研究對史料的運用和詮釋,拓闊了其考察的維度。

明清及民国时期惠水县教育概况

惠水县开办府学,起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当时,首任知府邓廷瓒就捐资会同地方绅士建立程番府学。这所府学,位于府署右侧,计有先师殿三间,旁列两庑各五间,右启圣祠三间,明伦堂三间,名宦乡贤祠各一间,戟门五间,东为祭器库,西为牲畜房。戟门外砌石为桥,桥下是泮池。

王奕考

王奕(?——1306),字伯敬,号斗山,信州玉邑(今江西玉山县)人。他是南宋未年的一位爱国诗人,“素与文山(文天祥)、叠山(谢枋得)、欧阳野翁(欧阳殉)诸先生酬答往来。有文章,有词翰,著作甚富。”鉴于他的诗风文采和爱国壮举,时人曾将其与文山,叠山合称“三山”。但他作为一位南宋的爱国志士,历来均乏褒表,甚至在一些主要典籍中,对他的记评亦有不少缺谬之处。笔者本着尊重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