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饮酒礼的“异化”——以宾客“冒滥”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乡饮酒礼出现了异化,“宾客冒滥”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显宦、生员、捐纳义官以及父祖封赠官滥入乡饮酒礼,造成了“齿德俱隆者反摈之不礼”和“月旦推重者多耻之不赴”的乡饮滥觞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明代士人推举乡宾时价值观的偏离。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官僚群体追求科举功名的价值理念传达到下层社会,“序爵”“以子贵”“捐纳得官而尚财货”的选贤价值观便直接影响了学校和士人对乡饮礼宾的选举,造成了乡饮酒礼的“宾客冒滥”。明代国家通过改革制度,强化行政监督的方式试图扭转乡饮酒礼的没落。地方士人也以“拒赴乡饮”“重申选宾标准”“组建耆老会”等方式期望能厘正偏离的价值观以让乡饮酒礼重新发挥崇德尊老、宾兴贤能的教化作用。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乡饮酒礼的法律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乡饮酒礼是中国传统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古礼,它起源甚早,内涵丰富,历代王朝皆重视推行此礼。乡饮酒礼有多种形式,其所体现的法律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明礼以导民,主要从崇德、尊老、辨等三个方面来塑造长幼有序和敬爱和谐的主流价值观;二是因礼设法,即便在现实中无法被切实遵行,却表达了立法者良法善治的理念;三是化民成俗,意在造就一个社群共同体。明乎这个乡饮酒礼的法律内涵,就能在三个方面发掘其现代价值:一是其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养,二是其有利于公序良俗的推进,三是其有利于集体意识的养成。总之礼取其义,对乡饮酒礼的创造性转化,能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智慧的借鉴。

論《禮記·鄉飲酒義》坐位之義及其成篇之年代

《儀禮·鄉飲酒禮》記述諸侯鄉大夫每三年在鄉學(庠序)舉行選舉賢能之禮,而《禮記·鄉飲酒義》則解説經文包含的“尊賢養老”之意及坐位背後的意蘊,二篇又構成事義相應的關係。《鄉飲酒義》以“象”説解賓、主、介、僎、三賓坐位的象徵意義。本文將記文放在《易傳》及《荀子》、《中庸》的思想脈絡中作考察,闡明與禮諸人的坐位之義,及其與天文、四時、仁義的對應關係,以及當中體現的將人道與天道融爲一體的觀念。《鄉飲酒義》談及仁義、聖、禮、德等德目,以及仁氣、義氣説,實有自來,可與《孟子》及郭店楚簡《五行篇》等文獻聯繫起來。然則,《鄉飲酒義》既以儒爲主,又摻雜了不少如陰陽五行思想,融各家於一體而翻出新貌。凡此,無不反映篇中展現的晚周以後儒者的特點,其成書年代自可據以推知。

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

唐宋时期,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乡饮酒礼得到朝廷的关注,被正式列入官方礼典;并屡颁诏敕敦促州县推行乡饮酒礼。由唐至宋,州县地方对乡饮酒礼的遵行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其中有朝廷诏令不断督促的原因,更不能忽视地方官群体社会教化意识的增强以及地方士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地方士人群体对乡饮酒礼的积极参与,乡饮酒礼亦呈现出部分主导权"下移"到地方士人群体的趋势特征。由唐至宋,正是由朝廷、地方官和地方士人群体三者的合力推动,乡饮酒礼才开始逐渐在地方社会中推行开来,其所代表的尊老尚齿、建构和谐乡里秩序的礼义伦理观念开始在更趋广泛的层面上深入到基层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影响。

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

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

唐代的乡饮酒礼是一种饮酒礼,包含了贡士、正齿位、饮国中贤者等多种涵义,其中以贡士之仪最为重要,成为常典。它一般只在地方上举行,地方官员、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仪式的过程凸显出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由于它和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贤尚齿功能,地方官员普遍把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改革风俗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等问题,乡饮酒礼逐渐不受重视,衰微下去。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朱元璋推行乡饮酒礼述论

朱元璋在明初重新厘定和推行的乡饮酒礼,是依据其"安民为本""锄强扶弱"的治国思想和主张,针对当时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现实状况而采取的礼治措施之一。它既继承历代乡饮酒礼别贵贱、叙长幼的传统,又将习礼与读律、正面表彰与反面警戒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特色。明初推行的乡饮酒礼,与朱元璋基于"安民为本""锄强扶弱"思想主张所采取的其他措施一并施行,收到澄清吏治、抑制豪强、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显著效果,对此应予历史的肯定。

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

明朝北直隶祭祀的主要内容有文庙各坛祠春秋二祭、名宦乡贤春秋二祭、八蜡神庙春秋二祭、社稷坛春秋二祭、风云雷雨坛祭、霜降祭、邑属坛祭、清节祠祭等,是明代北直隶地方经费支出较多的一项,财源是征收的代役金。京府顺天负担更重,除以上祭祀项目,还额外有其他祭祀,由代役金和税银共同承担。明代的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明代北直隶的京府顺天和京县大兴、宛平的乡饮酒礼费用较高,其他的府县则较低,经费出自代役金。祭祀与乡饮酒礼给北直隶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论西周乡饮酒礼的音乐形态及其受众审美体验

乡饮酒礼是西周社会比较典型且极具影响的典礼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行礼体现等级制度。乡饮酒礼中的音乐演出具有严格的流程编排,每部分的表演形式和演唱(奏)曲目都蕴含了丰富的教化意义,充分反映了西周统治阶级的治世宗旨。西周乡饮酒礼中的音乐形态及"宴饮诗"中鲜明的等级差异,既展现了当时大众的心理审美体验,也反映出乡饮酒礼、音乐、阶级统治三者之间的精妙关联。

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

乡饮酒礼乃大司徒所积极推行而深入民间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于教导百姓谦让不争的良好美德,对于大众生活之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之凝塑都极为密切,故而本文特别以乡饮酒礼为对象,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此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三大过程为讨论范围,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本文之进行,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目的与讨论之范围;其次,概述乡饮酒礼的四种类型与意义;再其次,则透过乡饮酒礼正礼中五步骤使用诗乐之情形,探讨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然后,则论述旅酬以及无算爵与乐的阶段,其所用之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继此之后,再讨论典礼后续余波部分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最后,则提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

周代乡饮酒礼与乐诗运用略探

周代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中演出的乐诗分为“升歌”、“间歌”、“合乐”等三个阶段进行,而且每个阶段的演出形式都不相同,演出的乐诗曲目也不同,但表达的主题都与敬亲忠孝友爱团结有关,非常符合宴会欢乐喜庆的场景氛围。乐诗通过诗意和音乐温馨的情感魅力,表达主人对宾客友好与赞美,强化群臣之间的亲和关系,达到交流感情的目的。

“乡饮酒礼”遗风与宁阳“四八宴席”

山东宁阳县因地接曲阜,深受孔孟文化熏染。宁阳的"乡饮"乡,相传就是孔子率领弟子演习"乡饮酒礼"的地方,古老的"乡饮酒礼"虽经历代沿革,仍在宁阳顽强传承,其广泛流行的"四八宴席"即是生动范例。无论从宗旨和功能上,还是宴席的规制和程式上,"四八宴席"都较多地体现了"乡饮酒礼"的初始意蕴。这既为我们了解晦涩的古老礼仪提供了体验标本,也为深入挖掘传统饮食文化,开辟一条途径。

中国古代乡饮酒礼的四期流变

从先秦到清代,乡饮酒礼在整个中国古代得到了绵延不绝的推行。先秦是经典乡饮酒礼的形成时期,其实施限于基层行政区域。从东汉以后,乡饮酒礼受到了皇权的支持和干预,许多地方官也自发举行乡饮酒礼,并同教育兴学更多地结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乡饮酒礼衰落。及至唐宋,乡饮酒礼得到了皇权的更多干预,在科举制背景下,乡饮酒礼融入人才选举仪式,“鹿鸣宴”盛行一时。到了明代,乡饮酒礼政治意味更浓,朝廷不仅利用饮酒礼宣扬忠孝道德,更是通过酒礼入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清代在继承明代制度的基础上,继续通过饮酒礼倡导守法、尊老、重德的统治理念,此时成为乡饮酒礼的总结期。中国古代乡饮酒礼从一开始就超越了饮食活动,其历代礼仪以先秦经典仪节为基础进行损益变通,成为国家推行政治教化的重要活动载体,故能够长盛不衰。

以礼致序 以乐致和: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基于《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的分析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一种以宾贤、敬老、无讼为宗旨,融合礼教、乐教、诗教于一体的礼仪制度。在分析南宋士大夫胡颖《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一文的基础上,揭示了乡饮酒礼"以礼致序,以乐致和"的思想基础,其既调整外在行为又调整内在思想的社会综合控制模式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权与民俗:试论改土归流与土家族饮酒习俗的变迁

从唐代开始,土家族地区就盛行咂酒习俗。咂酒是土家族地区民众交往的重要习俗,反映了土家族民众日常交往中的热情好客,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清代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普遍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国家权力直接深入民族社区,流官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乡饮酒礼,其目的是推行国家价值理念,迅速建立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之后,土家族地区的咂酒习俗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论《礼记·乡饮酒义》中的方位图式及其思想史意义

以往学者主要研究乡饮酒礼举行的场合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乡饮酒礼的起源,以及《礼记·乡饮酒义》中体现出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实,《礼记·乡饮酒义》对举行乡饮酒礼时宾主座次的解释更具思想史的意义。《乡饮酒义》提出了两种方位图式,前者以八方为基础,并暗合了《易传》的八卦方位;后一种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其中包含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以及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乡饮酒义》提出圣和藏作为与仁义并列的德目,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同时也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清代乡饮酒礼乐制的构建和实践困境——以湖北府县为例

明清时期,乡饮酒礼被推行至地方,其乐制在清乾隆朝得以复兴。乾隆《黄梅县志》对府县的礼乐行为描述得十分详细。但由黄梅县乡饮酒礼的历史记载可知,这样的音乐场面可能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盛典中呈现,也可能仅是文人理想中的一个"礼乐景观"。湖北地方的乡饮酒礼仅在康乾时期稍微兴盛,晚清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