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一人修四志

《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遵义府志》,合称贵州“五府名志”。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其中前四志皆与一人有关,他就是邹汉勋。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了贵阳、大定、安顺、兴义四府府志,因体例精审、内容详实、叙事明晰、文字精炼、图表精密,被梁启超誉为“经名儒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府志优秀之作。这些名志,让贵州的历史沿革有据可依,为贵州找到了历史观念的认同,为贵州后来的历史、文化溯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

邹汉勋《五均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音韵学成就。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古声二十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邹氏有一个论断就是"喻当归匣"说。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邹汉勋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并以《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作为佐证得出"喻当归匣"的论断。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但其"喻当归匣"说是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说的先导。因此,他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魏源与邹汉勋的交谊

魏源与邹汉勋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望云山麓,有相似的爱好,交往密切,交谊深厚,互有影响。

邹汉勋古韵学述略

邹汉勋的古韵研究以传统哲学中的"数理"思想为指导,分古韵为正韵十五类,另有入声十部属之。邹氏正韵十五类与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高度密合,其间传承关系颇为明显;在入声韵部的处理上邹与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大为不同。邹氏开启了参酌方音以求古韵部音值的先河,他对语音演变的认识已有离散式音变理论的萌芽;然而,邹氏狃于南楚方音,推求古韵音值的过程中,失当之处不少。

邹氏舆地世家的传承与成就

中国传统的舆地学虽不出文献考据范围,但从17世纪徐宏祖、顾炎武、顾祖禹诸人以后,渐倡行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风,逐步成为一门"实学",邹氏舆地之学正是代表。作者全面回顾了邹氏一门七代精研舆地的传承历程,阐述了其世家兴起、奠基、鼎盛和复兴四个传承阶段的代表人物及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并就邹氏舆地学的发展与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影响和作用进行评述。

古牂牁讨论述评

一牂牁是贵州古代史研究中,继鬼方之后,争论较多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牂牁”一词,最早于《管子·小匡》,与吴、越、巴、荆、(瓜长)、不庾、雕题、黑齿等词并列,谓为齐桓公首霸时,南方闻风拱向之国。但因《管子》一书,每多后人依托,《小匡》上举各词,是否后人附会,且上举各词或为国名,或为族称,或为地望,本无统一含义。故“牂牁”是否为一南方古国,历来并无人提及。及至清道光前后,我省学人独山莫与俦、遵义郑子尹,及宦黔之邹汉勋氏,分别负责编纂都匀、遵义、安顺三府志时,才引据《小匡》条文,认定“牂牁”

首刊《船山遗书》的邓显鹤与邹汉勋

邓显鹤在道光九年(1829)重刊《楚宝增辑考异》所写的《王夫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船山对张载《正蒙》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第一次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相比较;第一次明确提出搜集和刊刻船山全部著作。王氏守遗经屋《船山遗书》的发起,应该是1838年。在此遗书出版过程中,邓显鹤编了《船山著述目录》,这是船山逝世后第一次编辑的有系统的著作目录,它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此遗书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邹汉勋。邹氏在编遗书的过程中,还将船山著作勒为目录三卷,为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的写作奠定了准确可靠的基础。邹氏编校工作最受指摘的是对船山五种《稗疏》的增删改易,对其他各书,窜改较少,因此还是应该充分肯定邹氏在编校王刻本《船山遗书》的贡献。

关于贵州红崖碑古迹

每当人们谈到贵州古迹时,差不多都会提到著名的红崖碑。而谈红崖碑的语气中,又往往自然而然流露一些神秘莫测的意味,似乎难见庐山的真面目,莫测端倪。过去不少文人雅士,写了一些诗歌,描绘红崖碑天生的奇异景色,自然姿态,美妙超凡。也有许多考证文章,不惜连篇累牍,引经据典,叙述自己论证的正确性。

论邹汉勋对地方志舆图绘制的继承与发展

邹汉勋参编或总修的4部名志所记载的区域,明清时多属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所绘制的舆图展示了当时民族地区的状况,为研究当时的地名和山川风貌、民俗人情提供了考察依据;贯穿于其中的舆图绘制原则,是了解明清时舆图绘制继承发展的资料。邹氏将传统舆图"制图六体""计里画方""四至八到""古墨今朱"等绘图原则,同实地测量、多色成图、创造标识符号等方法结合起来绘制新图,其中包含了西方地图的理念,可谓近代舆地学的创新性发展。

《大定府志》:中国近代方志杰作(上)

《大定府志》是原毕节地区今毕节市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黔西北地区来之不易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和深入研究。发掘、查考与《大定府志》密切相关的诸多人事,对我们今天与时俱进高质量纂修各地方志不无裨益。

《大定府志》:中国近代方志杰作(下)

《大定府志》是原毕节地区今毕节市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黔西北地区来之不易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和深入研究。发掘、查考与《大定府志》密切相关的诸多人事,对我们今天与时俱进高质量纂修各地方志不无裨益。

鄒漢勛年譜

清後期漢學家鄒漢勛生於嘉慶十年,湖南新化縣人。幼時學業穎異,二十歲時纂成《六國春秋》;深研漢學,著《讀書偶記》;三十三歲補府學弟子員;三十五歲時,助鄧顯鶴校刻《船山遺書》,兩年内陸續刊成;四十一至四十六歲,陸續纂修《貴陽府志》《寶慶府志》《大定府志》《興義府志》《安順府志》。咸豐元年因事入獄,旋被釋;是年中鄉舉。咸豐二年會試報罷,返程時爲魏源《書古微》作圖。咸豐三年,赴南昌、廬州與太平軍作戰。十二月廬州城破,死難,年四十九歲。鄒漢勛於方志學頗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