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柏舟》与《鄘风·柏舟》的比较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将《诗经》中的卫风、鄘风、邶风作为一个整体来谈。但其中,邶、鄘两地竟然出现了两篇名字同为“柏舟”而内容不同、情感几乎一样的作品,可见这种研究方式有所疏漏。通过不同注本的对比及相关文献的参考比较两篇文章的异同,可见两篇《柏舟》相同名字背后有着不同的内在社会文化,反映着商周交接之际社会文化对人们心理和伦理道德的影响,并最后外化于这两首《柏舟》。

鄘是商周时的文明国——鄘诗探源(上)

该文从鄘的地域、地名遗存、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以及最近的考古发现等确凿资料,论证了鄘国的存在及灭亡时间,从而论定并阐释了鄘国诗歌的存在及历史价值。

從安大簡本《甬(鄘)風·白舟》證實《孔子詩論》“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爲《鄘風·柏舟》篇的評述

《孔子詩論》“■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一句歸屬何詩的問題存在争議。本文將重點放在“溺”字,認爲該評述與安大簡本《鄘·白舟》“湛彼兩鶩”屬對應關係,亦證明安大簡本“湛彼兩鶩”句與毛《詩》“髧彼兩髦”句立異。

关于邶鄘卫与涞水北国的地理纠葛

王国维通过对河北涞水所出北国铜器的研究,提出邶即燕、鄘即鲁这一旷古未闻的邶鄘卫新说,一度颇受学界推崇。实则邶鄘卫作为三监封地,不会远出殷畿之外。邶(今汤阴东南)与鄘(今卫辉市东北),名义上是叔度和叔鲜傅相武庚的驻邑,实际上是周武王恐武庚有贼心而采取的一项带有钳制和监督性质的政治措施。它们还算不上真正的诸侯国,因而随后有对管、蔡的正式册封。卫(今浚县西南)与殷都朝歌(今淇县县城)在军事防卫体系上的一体化,以至合则一城,分则两地,均指武庚禄父封国所在的中心城邑。至于涞水北国,既非周初邶鄘卫之邶,亦非武庚禄父北奔后所建之国,而是自商代晚期延续下来的一个具有较大实力和影响的古老族邦,后为燕国所并。

论邶、鄘、卫三风的称名之异及编次意义

邶、鄘、卫三风在"三家诗"中合为一卷,在《毛诗》中则一分为三。后来之论者争论不一,而事实上邶、鄘、卫三风的称名及编次是以三风所染殷商习俗及周礼思想之厚薄为别。也就是说从《邶风》至《鄘风》到《卫风》,三风所染殷商民风逐渐递减,而周礼思想则逐渐递增。三风之称名及编次,实际上即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

鄘戈释名探义

结合古代文献和古庸国的历史,对"鄘戈"的名称含义进行探佚,有助于人们认识在古庸国(今竹山县)出土的"鄘戈"这一器物。

《诗·鄘风》创作年代考论

《柏舟》为鄘人借宣姜口气刺卫宣公夺媳之作,《蝃蝀》为卫人刺宣公夺太子伋妇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宣公元年(前718)之后;《鹑之奔奔》为卫公子职怨刺宣公之作,作于卫宣公十八年(前701);《墙有茨》为卫人刺公子顽通于君母之作,《君子偕老》为卫人刺卫夫人宣姜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惠公即位初期,或元年(前699)顷;《桑中》为卫贵族男子抒写自己与情人幽期密约、窃色偷情之作,当为卫懿公九年(前660)狄入卫迫其南渡河之前所作,大致作于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96);《载驰》为许穆夫人归唁卫侯之作,作于卫文公元年(前659)春许穆夫人由许归卫至漕之时;《相鼠》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作于卫文公即位初年,或即卫文公元年(前659)顷;《干旄》为卫大夫美文公臣子多贤好善之作,作于卫文公迁于楚丘时,即卫文公二年(前658);《定之方中》为卫大夫美文公之作,当为文公季年或卫文公二十五年(前635)所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传马和之《鄘国四篇图》卷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传马和之《鄘国四篇图》卷,共四段图像,依次描绘《毛诗·鄘风》中的四篇《柏舟》《墙有茨》《桑中》《鹑之奔奔》,以及五段题识,录《毛诗》原文,明题跋始末。根据明清著录,此卷应为传马和之《鄘风图》卷的一部分。马和之《鄘风图》卷对《毛诗·鄘风》中的诗篇应均有描述,并有宋高宗题识,惜流传中多散轶,加之时人或后人仿本及托名之作,造成多本风格迥异。此卷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南宋初期马和之的创作风貌,可作为与记载中马和之风格相互考察以及同其他传马和之《毛诗图》相互考察的重要依据。其风格融汇了魏晋传统、吴道子传统和刚兴起不久的士人画思潮,用笔飞动,造型简括,既有古朴的意趣,又应和了李唐和赵伯驹的时风。

商周时期的民歌精品——鄘诗探源(下)

该文推翻偏颇的旧说,重新对鄘诗给予阐释与评价,力图恢复其本来面目。由于历史、地域等的涉及面很广,虽然不断地寻找新的资料根据,但因年代久远,不免精粗并存。

《诗经·鄘风·桑中》与上古三月养蚕礼俗

《诗·鄘风·桑中》一诗,并非所谓的“淫奔者”之诗,也非青年男女的相悦之词。《桑中》歌咏上古卫地妇女季春(延续到初夏)采桑养蚕之情事,间接展现了卫地的蚕妇及贵族妇女在“公桑蚕室”劳作的画面;“桑中”意为桑林之中;“上宫”则指“蚕室”,皆关乎蚕事。《桑中》作者当为一采桑之女,本诗歌咏她在养蚕季节思念孟姜、孟弋、孟庸这些贵族妇女,反映了她们共同养蚕的情事。本诗不作于卫宣公、卫惠公之时。根据吴国公子季札的评论,此诗或作于卫武公之世。

《诗·鄘风·载驰》细节的纠结与辩识

《鄘风·载驰》的作者、作意并无分歧。但其具体细节却颇存争议,须予辨识,夫人是否驰驱归唁?依礼当未成行;“大夫”到底属许属卫?按理当属卫国;“陟彼”“采蝱”、行野观麦等为虚写还是实叙?依情当是实叙。

《诗经》邶、鄘、卫三风对女性形象的集中写照

《诗经》邶、鄘、卫三风记叙和塑造了较多女性形象,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看到卫庄公夫人庄姜、卫宣公夫人宣姜、许穆夫人等几位王室女子或诸侯夫人相对真实而丰满的形象。此外三风还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群体形象,这些女子或热情活泼,或意重情浓,或心志坚定,或见高识远,可以说是女性形象的一次集中写照。邶、鄘、卫三风以较多的诗篇给女性以相对集中的写照,非常有利于我们了解西周春秋时期的女性生存状态。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季札叹《邶》《鄘》《卫》“美哉渊乎”之“渊”

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闻《邶》《鄘》《卫》而叹"美哉渊乎"。《邶》《鄘》《卫》三风情感格调之美在于"渊",此"渊"可析为:深隐——引人探求、深沉——令人激愤、深切——致人痛悲、深长——发人悠思。《邶》《鄘》《卫》三风诸诗作者对感佩之情、愤慨之情、痛悲之情、孝亲之情、眷恋之情、闲逸之情等种种情感体会得深挚细腻,表述得生动形象,是把对生活的深切体味诗化的表达,有情、有趣、有愁、有困、有悲、有欢、有苦、有乐,凡此种种,皆是生活的本真,皆是人性的至情。

论《邶》、《鄘、《卫》三风

本文拟在充分吸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一些新的文献资料 ,对《邶风》、《风》与《卫风》的地域、时代、题旨、特色与影响等 。

安大简《鄘风·墙有茨》“茨”字异文考辨

《鄘风·墙有茨》的“茨”字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写作“[疾虫]■”,程燕《〈墙有茨〉新解》认为,二字含义与昆虫有关,表示蜈蚣义。然而考察《诗经》“A有B”句式,以及“束”字搭配名词的语义特点,可知B处应为表植物的名词,而非表昆虫义的名词,“茨”表示植物的传统训释并无不妥。

《鄘风·桑中》主题的文化流变

《桑中》自汉以来被认为是亡国之音,是淫乱的代名词。桑林不仅是古代祭祀的地方,也是男女情爱的场所,是古俗的遗留。汉宋两代,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规范伦理关系和男女关系,造成了长期曲解贬斥《桑中》一诗的思想文化背景。清代至今,随着《诗经》研究的深入,《桑中》逐渐被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诗·鄘风·桑中》情诗论

《诗经》中的《鄘风·桑中》一诗,是"世族贵族男女淫乱成风之作,还是青年男女的相悦之词",历代学者争论不休。其实该诗更多的是敢于大胆直率表露男女爱情的情诗,文章从卫鄘风俗近、男女幽会之地以及男女相悦之诗几方面论述了该诗的情诗特点。

由《鄘风·相鼠》第二章看儒家“礼”的观念

礼教是儒家独有的政治教化方式,其通过扩充人的本然善端,规范人的身心活动,从而实现儒家的政治秩序构想。礼教的实现有赖于礼的观念的支撑,对礼的观念的研究可以从分析《诗经》中以"礼"为主题的诗歌入手。《相鼠》是《诗经》中刺君主无礼的作品,其从现实批判出发,通过讽刺君主无仪、无耻、无体,揭示了"礼"的三个维度的要求。《相鼠》第二章承上启下,通过组合"齿—止—俟"三个核心词语,暗示了"礼"的心灵根基、"礼"于人而言心行无间的特点以及"礼"对人道德价值的成就。《相鼠》第二章打通了"礼"的三个层面,较为完整地展现出了儒家立足于"耻",由"耻"及"止(于礼)",由"止(于礼)"及确立人道德价值的"礼"的观念体系,较好地展现出了儒家"礼"的实现机制。

《诗经》邶鄘卫风婚恋诗所体现出来的婚俗

邶、鄘、卫风中的婚恋诗是《诗经》婚恋诗的精华,它反映出那个时期先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和习俗,文章结合有关卫地的史料记载和前贤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探讨了邶、鄘、卫风婚恋诗所反映出的婚俗:同姓不婚的习俗、投赠定情的习俗、婚前占卜的习俗、春秋冬举行婚礼的习俗、婚礼习俗、贵族女子的归宁礼俗和出游的习俗,从婚俗的角度对那个时期的婚恋文化做了一补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