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

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

郑玄对《论语》意义世界的建构,重在构画出孔子之圣人形象。孔子隐圣同凡,以谦卑的姿态诱进和教化世人,与凡民共同生活在礼仪共同体中。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制法的圣人与谦卑的圣人构成了圣人的两面,而这两面恰体现于《乡党》一篇中。郑玄通过对《乡党》首末两章所含隐义的充分开掘,营造了孔子生具圣性足以制作法度,却不遇王者的忧伤处境,但孔子不被凡人所知的“伤”却又可以转化为圣圣相知的“乐”,其关键就在于孔子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作《春秋》以制明王之法,郑玄以此表达了儒家所希冀的明王与贤者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郑玄思想中的圣人观念、圣圣相知的道统观念、孔子之“伤”与“乐”,都可与后世玄学、理学关于圣凡之别、有情无情、理学道统等的讨论构成参照,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有必要跳出以范畴概念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经典中的生活世界以及后世注疏对此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

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初衷在于回应汉末经学衰微、百家互起的思想史变局,其重整儒家经学的方式是以礼为本,统贯群经。通过对《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与整合,郑玄创立了“三礼学”,其基本构型特征是以《周礼》为中心而三礼并举,礼学由此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郑玄统合三礼的基本方案是首先以经礼、曲礼之分确定《周礼》《仪礼》关系,通过将《周礼》解为“统之于心”的“体”,而将《仪礼》释为“践而行之”的“履”,使礼之制度义与仪式义得以协调。其次是将《礼记》作为礼义诠释文献与《周礼》《仪礼》并行。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故训汇纂》所引郑玄《仪礼注》语词训释资料编校疏失考

宗福邦等先生主持编纂的《故训汇纂》是汇辑先秦至晚清古籍文献中故训资料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对于传统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由于所涉典籍资料浩繁,整理过程中难免会有疏失。我们在使用《故训汇纂》过程中发现所收郑玄《仪礼注》语词训释方面存在一些疏失情况,约有漏收、脱文、衍文、讹文等四大类共十五个方面。本文整理出来,以供辞典使用者或辞典的修订参考。

締造六天帝:昊天上帝、五精帝與鄭玄郊社立説探賾

經學史上聚訟紛紜的鄭玄圜丘、南郊爲二説,在本質上反映出鄭玄六天帝觀念與郊社制度的互動關係。本文聚焦於鄭玄六天帝説與郊社制度的設計,通過切近審視緯書天神體系,反觀鄭玄《周禮》注所見六天帝體系,可知鄭玄六天帝説以昊天上帝爲最高天帝,五精帝爲感生帝,兩者存在分立關係,有機融合《周禮》、緯書天神體系爲一體,既合乎《周禮》昊天上帝、五帝的天神體系,又與緯書紫微宫天皇大帝、太微宫五精帝的天神體系相契,呈現出辰象、天神同體的特色。《周禮》以圜丘祀昊天上帝,而鄭玄更據《周禮》經文内在結構不一,郊天制度析爲圜丘、南郊,並更據緯書所載,推演其祭五精帝學説,以南郊、四郊迎氣、明堂、雩祭等均祀五精帝,由此通過對郊社所祀天神的設定,在制度上構建出相對嚴密、系統的周代六天帝祭祀體系。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郑玄《周易注》孔广林辑本补考

孔广林早年致力于郑玄著作的辑佚,经数次修订,至晚年方成定稿。郑玄《周易注》即其所辑之一种,现存《郑学十八种》抄本及《通德遗书所见录》刻本两个系统。孔氏辑佚期间曾得见同时期的丁杰汇辑本,通过考察孔本、丁本的成书过程及《通德》本对《郑学》本的增补修订,可见孔氏对丁本的借鉴参考。

论郑玄对朝贡体系的理论阐释——以《周礼·大宰》“九贡”郑注为例

郑玄对于《周礼·大宰》“九贡”的注与郑众(郑司农)展现出很大的不同,其通过注“九贡”对朝贡体系进行了独特的阐释。郑玄的阐释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严格区分“岁之常贡”和“因朝而贡”;其二,以《尚书·禹贡》解“九贡”。后世多有以考证、训诂批评郑玄“九贡”之注者,实是不理解郑玄阐释之整体性。然郑玄解“九贡”亦存在不足,由于过于追求理论的圆满性,郑玄的阐释似有“文本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其阐释不具有实践性。

论郑玄《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省略说

《士昏礼》《聘礼》《觐礼》《有司彻》均载有授几之仪,但《公食大夫礼》文中却记载不授几。对于《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之有无,郑玄持省略说。围绕郑玄说,学界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授几之仪的意义从几的器物功能,逐步因社会与礼典功能的叠加,形成多层次的意涵。从礼典进行探究,或可于郑玄省略说之外,提供新的诠释可能。

感生説與鄭玄的始祖觀念——與華喆先生商榷

華喆先生《中古廟制“始祖”問題再探》一文認爲,在鄭玄的經學體系中,始祖與太祖判然有别,始祖以上世系無可追溯,因出自感生帝而得名,屬於郊祀範疇,而後者乃建立功業之祖,屬於廟制範疇。筆者對此存有疑議。根據鄭注對“始祖廟”概念的運用,可知在鄭玄看來,始祖實即太祖。《儀禮·喪服傳》鄭注對始祖與太祖的區分,只是爲了表明天子太祖感生的特殊性,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而所謂感生,亦與有父並不矛盾。後世在廟制太祖問題上的種種争議,根本原因是對經書中商周二代以始封諸侯契、稷而非始受命天子湯、文王爲太祖的理解,與鄭玄不同。

鄭玄禮學體系中的“始祖”“太祖”辨析

鄭玄經注具有立足語境的文本主義特點。他並未嚴格區分“始祖”“太祖”,而是根據經傳語境隨文釋之。宗法意義上的“始祖/太祖”指本宗初祖;封建意義上的“始祖/太祖”指諸侯、大夫始封君;對於天子世系,“始祖/太祖”又兼感生、受命的内涵。“始祖”“太祖”在天子、諸侯對文的情況下有别,散文則通。秦漢以降,各朝得姓、始封、受命、創業之君往往非同一人,出於功德論的歷史邏輯,歷代統治者拆分“始祖”與“太祖”,又造出“高祖”等廟號。鄭玄在維持經義邏輯完整性的前提下,也適當參酌歷史邏輯。

鄭玄的感生説與聖人有父説新探——兼論鄭玄對感生受命、三統五德的整合

漢儒有關感生、聖人有父無父的争論,是漢儒解釋經義和論證漢朝合法性時面對的重要問題。鄭玄的感生説以讖緯的感生記載和《詩經》的感生四篇爲基礎,指向南郊祀天禮的建構,與他的六天説結合而將“祖之所自出”釋爲始祖之感生帝。鄭玄的聖人有父説既含有讖緯的聖王非以身相及之説,又暗合《世本》《帝繫》《史記》等書的聖王同祖的譜系,還考慮到“嚴父配天”的祀天禮義的需要。鄭玄由此提出聖人有父、感天而生之説,是對經緯傳記和漢儒經説的兼綜,具有更高的合理性。感生説與受命説、三統五德説關係密切,而讖緯中的感生、受命與三統、五德之間的關係尚未明晰。鄭玄通過重建南郊、明堂等祀天禮,明確了感生與三統、受命與五德的關聯,使得祀天禮的體系更爲完備。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郑玄“爻辰”易例与古代乐律论探析

"爻辰",是东汉易学家郑玄所倡的重要易学条例。"爻辰"说承西汉京房《易》例而立,以乾、坤两卦的十二爻,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相值配,并运用十二辰属相及其所值五行、方位、时令、二十八宿等各类物象解《易》,兼有诸多旁涉性的运用,其中,将"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乃接绪京房援《易》立律的思想,对后世的相关论说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音律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本文对"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的体系进行梳理、探析,探究其学说渊源,并揭示其思想文化的深沉意蕴。

郑玄与胡克定律——兼与仪德刚博士商榷

从材料力学的原理出发,解读和阐明郑玄的发现,证明郑玄和胡克的表述是等价的,但都有些不足,并认为郑玄具备发现弹性定律的条件,从而否定了仪德刚等人的观点。

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

郑玄的"六天"说是由昊天与五帝构成,而天、帝乃是天的不同指称方式:天言天之体,而帝言天之德。在五帝中又可区分对一朝一代而言的上帝,这种上帝其实是感生帝与受命帝,上帝尊于其他四帝,而祭于南郊。由此天被区分为昊天、上帝与五帝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对应着三种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圆丘礼、祭祀上帝的郊祀礼、总祭五帝的明堂礼。这三种配天的大祭同谓之"禘",其祭祀的主体是王者,受祭的则是天帝,配享的则是有功德的先帝与先王。三种配天之禘结合成为一个结构整体,在家天下的架构下,它成为神圣家族从感生到受命昭示政治正当性的典礼;也是通过时王与天帝、时王与人鬼的显性关系建构时王与诸侯、臣民之间的隐性关系的方式。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郑玄的弓和胡克的弹簧

文章介绍了郑玄在《考工记》注释中提到的力与变形的线性弹性关系的文字.又介绍了胡克《弹簧》中的实验,并介绍了两位先行者的成就.文章说明虽然郑玄比胡克早了1500多年,但中国在郑玄之后并没有再前进一步.而西方在胡克基础上发展出固体力学的科学系统,实在应当引起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