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法上遗产酌给请求权人规则之构造--以法定继承制度与遗产酌给制度之严格区分为法理基础

在我国家庭法视阈内,为妥当区分法定继承制度与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根据遗产酌给请求权的规范目的,遗产酌给请求权人应当被认定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主体”。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并非遗产酌给请求权人。不过,倘若没有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契合“依靠被继承人扶养”或者“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要件之规定,则其仍可借由遗产酌给请求权条款之类推适用,而取得“准寄养人遗产酌给请求权”或“准扶养人遗产酌给请求权”,继而根据具体情况分得适当遗产。此外,就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类推适用遗产酌给请求权条款而言,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遗产酌给请求权之规范旨趣,结合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法定扶养关系、亲属关系等因素,酌定其可以分得的遗产份额。

“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思无邪:《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

陈伟勳《酌雅诗话》以“思无邪”为言诗极则,所得与所失亦因其对“思无邪”之说的推崇而形成。《酌雅诗话》谨奉孔子“思无邪”一语以为论诗圭臬,极力主张诗歌思想的纯粹端正,虽然于具体讨论中常有拘陋之弊,但崇儒守正的基本思想保证了其有所得。与此同时,正因为《酌雅诗话》过度注重诗人的儒家主体人格修养、过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儒家思想、过度阐释一些诗学概念,因此确确实实又让《酌雅诗话》形成了“固执”的弊病,甚至由此导致许多评论和判断的失误。《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是清代中后期主流诗歌思想的缩影。

日本饮酒文化中的现代视觉意识——以电视剧《晚酌的流派》为例

日本的酒文化同时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饮酒习惯的影响,并各取所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饮酒特色。其中“晚酌”成为日本现代快节奏生活中最常见的放松、解压的方式,另外也是沟通情感的一种重要形式,颇受现代日本大众欢迎。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环境,催生了关于“晚酌”的电视节目产生。《晚酌的流派》中女性的形象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认知,以独立、自信、热爱生活的人设出现。通过这一符号化人物形象的设定,表现了当代日本社会的思想、生活现状。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是一个明代太监对宫廷岁时生活的系统记述,具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揭示了明代宫廷岁时生活的如下特征:和宫廷以外的人一样,皇帝及其嫔妃、宫人也有其节日体系和节日生活,宫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来过节,节日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北京地方性特征;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

对遗产酌给请求权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对非应继承人分享被继承人遗产的保护措施,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对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非应继承人提供了特别的保护,但我国现行规定存在的缺漏及不合理之处也较为明显。只有对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基础进行充分论证,对其权利主体、可分遗产份额及权利的行使方式等进行梳理并准确界定,才能正确地构建此制度,解决因该制度不甚完备而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少有适用甚至不正确适用的局面,以发挥该制度的应有价值,保证其权利主体获得遗产利益。

遗产酌分请求权刍议

我国《继承法》第 14条关于遗产酌分请求权的规定对于保护遗产酌分权人之权利的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但此项规定过于笼统 ,无论是享有酌分权的主体 ,还是酌分权的构成要件 ,亦或酌分权的份额 ,都缺乏明确、具体的标准 ,因此建议在修改《继承法》时对扶养人、被扶养人这两种酌分权的构成要件及享有的权利应分别予以详细规定 ,才能真正发挥此条款的实际作用 。

关于刘勰的“酌乎纬”——《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除了指出谶纬"乖道谬典"外,还认为其"有助文章"。事实上谶纬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其中杂有儒经真义,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等功用,不可全盘否定。刘勰的"酌乎纬",较典型地体现了"折衷"的思维方式。

五诀、七诫、九酌:审辩式论证的思维进阶

生活中需要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中的论证与一般的论证有较大的差异。为有效进行审辩式论证,尝试提出“五诀”“七诫”和“九酌”三个层级的进阶策略,以使思维臻于合理,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

明末宫廷史事研究的力作——《酌中志》评介

明末宦官刘若愚效太史公司马迁之榜样,发愤著书,用13年时间陆续写成一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给后人留下了明末宫廷政治生活的实态和许多鲜为人知的宫廷逸事。本文对刘若愚的生平做扼要考证,重点探讨《酌中志》的成书过程、版本及其文献价值。

遗产酌分请求权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遗产酌分请求权属于债权,其效力应当优先于法定继承权。在进行遗产酌分时应考虑被扶养人和扶养人的情况、被继承人的意思、继承人的基本情况以及遗产数额的多少。

从《酌中志》看文人笔记的影视价值

《酌中志》是一本十分特殊的明代文人笔记,为影视改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具有重要的影视创作价值。本文以这部文人笔记为例,研究传统文人笔记在影视创作中的独特价值。一《酌中志》是一本颇具传奇色彩的文人笔记。这种传奇色彩要从它的作者、写作缘由以及这本书在后世产生的影响谈起。《酌中志》是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太监刘若愚所写,写作缘由十分奇特。据《酌中志》自序,刘若愚原名刘时敏,生于明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

读陈亮《酌古论》——一部研究古代战争史的科学著作

陈亮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南宋中期著名抗金派代表人物,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酌古论》可谓其军事理论的典型代表作。从内容和作用上看,《酌古论》通过对历史人物军事活动的分析,把兵书和史书结合起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时抗金的现实斗争服务,是进步的,爱国的。陈亮在《酌古论》中提出了政治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则、战争服从于战略的原则、战术的制定必基于"善量彼己之势"的原则和国内战争应当自力更生不借外援的经验教训,在研究战争和战争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代大祀誓戒仪式的诗化生成--《大雅·泂酌》新探

长期以来,《泂酌》文本中的取水叙述并不受重视。分析文本,发现该诗叙述中心乃是由汲水与用水构成的取水叙述,并非赞颂叙述。征诸先秦典籍与出土文献,又可发现汲水指涉为重大祭祀酌取行潦,用水指涉制作用为祭品的蒸米饭以及洗涤祭器。由于行潦、蒸米饭乃是高级祭品,罍和溉亦同为高等级祭器,进而,取水叙述本质上可视为周代大祀誓戒仪式的生动展演。由此,《泂酌》一诗,本质上可视为该仪式的诗化生成。

论康熙朝“废八股”与“酌复旧章”

文章以康熙二年至八年间清廷废除八股为中心,重点考察八股取士从废除到恢复的历史过程。八股取士的废与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初制度由“太祖、太宗之制”转为“世祖之制”。以八股废立为契机,清初发生了一场持续历年的政治复古运动,该运动以“酌复旧章”为口号,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希望回到太祖和太宗的统治制度,后一个阶段提出皆以世祖之制为遵。该运动代表了传统守旧派和主张吸纳新文化的革新派间的矛盾和冲突。

酌玄亭主人为张惣考

《照世杯》《闪电窗》的作者"酌玄(元)亭主人"在顺治十七年(1660)冬天与丁耀亢等人在西湖游玩,而据《丁耀亢全集》及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等记载,1660年冬天,丁耀亢与张惣、李渔、胡介等人在西湖游玩,则酌玄亭主人可能为张惣、胡介等人之一。"酌玄"在古代为"饮酒"之意,而张惣又写有一篇关于饮酒的游戏文章《南村觞政》,则可考"酌玄亭主人"为明末清初文人张惣。

论我国遗产酌给请求权的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遗产酌给请求权是现行继承制度的重要补充,保障了与被继承人有扶养关系人的权益,也有利于弘扬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但是其在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现行关于遗产酌给请求权的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全面的修改。

再論“司南酌”

王充《論衡·是應篇》曰:"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天性然也。"蕭梁吴均詩曰:"獨對東風酒,誰舉指南酌。""東風酒"系吴均新創之典。"東風酒"及其對偶的"指南酌"都是名詞,後者系用王充《論衡·是應篇》司南酌的典故。"司南之酌"即"司南酌",是一種天性指南的磁性指向器。宋僧正覺《頌古》詩曰:"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證明司南(酌)是陶瓷容器中水面上浮着的帶有天性指南之柄的器具。水浮"瓢針司南酌"已有一系列的文獻證據,還有考古材料銀酒令纛的旁證。有的學者將《論衡》句中名詞性的"酌"誤釋爲動詞性的酌行或行觴之"行",再偷换概念變成"行駛",把《論衡》司南句解爲"指南車在地上行駛時,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總指向南方",與《論衡》的文意全然不合。

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

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以往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观点认为司南是放在青铜地盘上的磁石勺。然而,作者首次发现,古代司南是以磁针为主体、小葫芦瓢为载体的水浮指南针。中国最早的水浮指南针——"瓢针司南酌"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发明。作者亦制成了"瓢针司南酌"复原模型,并成功通过了模拟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