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以50个样本为例

完善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健全行政裁量基准的重要部分。实证分析显现存在部分罚则畸重与实际情况不相均衡、法院援引依据不当、审查体系化不足的问题。引入“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作为酌定减轻处罚的价值标准指引,推进裁量要素解释具体化,辅之以正当程序,探索类案指导机制,实行合理量罚,以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达成过罚相当的执法效果,实现惩罚和教育的功能。酌定减轻处罚使得市场主体“负担适度”,有利于塑造、优化包容有序的营商环境。

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对于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化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现行立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不够清晰、程序限制过严等因素,这一制度的实际适用率极低。为避免立法闲置现象,最大程度地发挥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功用,应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立法,对案件"特殊情况"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改变酌定减轻处罚判决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同时,应健全和完善相关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促进量刑的规范化。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有利于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化。当前,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同时,应当健全相关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从而使得量刑更加规范化。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价值探析与制度回归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当前规定的适用条件模糊,核准程序较为严格,造成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适用困境,使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甚至几乎被闲置。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司法能动和个案公正以及刑罚轻缓化和量刑规范化的角度透视这一制度的价值向度,进而从明确其适用条件、简化审批程序、严格判决书说明义务等方面促进该制度的落实和回归实有必要。

法律经济学视野下我国酌定减轻量刑程序之报请方式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观点,在酌定减轻量刑(即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特别程序中,原审人民法院及其各上级人民法院宜统一采用"裁定"而非"报告"的方式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这是酌定减轻量刑特别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两审终身制原则所容许的例外情形。它既符合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又符合刑事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彰显司法的权威性,又有利于酌定减轻量刑程序价值目标之真正达成。

论当前刑法改革中的酌定减轻处罚权

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经历了1979年《刑法》中的滥用和1997年《刑法》中的萎缩两个极端,立法上的不成熟是这两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应对其加以修订,以发挥其柔化罪刑法定原则、激活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刑罚个别化等积极价值。从实体上看,"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不应成为适用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对"案件的特殊情况"应作广义理解;从程序上看,现行核准条件过于严苛,宜改为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酌定减轻处罚规范的法理基础及司法适用研究

酌定减轻处罚规范的适用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中的个案正义。在解释和适用该规范时,应对司法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并提炼出一般适用的条件,进而结合量刑基本原理明确该规范的适用原则和具体规则。在我国现行刑法已对该规范的适用作出较严格程序限制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应根据一定的规则妥善而积极地适用该规范,进而作出具有充分说服力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量刑裁判。

论刑罚的酌定减轻

刑罚的酌定减轻相较于其他刑罚制度更有助于体现一般正义与具体正义的综合诉求,并可调适法律和现实间的矛盾,实现正义和功利的相济为用。要明确把"案件的特殊情况"限定为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的附有酌定量刑情节的特殊事实。同时,要严格酌定减轻的操作步骤并针对其动态运作的缺陷予以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的自由裁量与技术制衡

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具有规则武断特征,使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受到严重限制。不对实体与程序条件进行苛刻限制,实行自由裁量与技术制衡并行,是酌定减轻处罚的司法出路。酌定减轻处罚的实体性技术规制包括:情节适用规范化;裁量次序条理化;减轻幅度理性化。酌定减轻处罚的程序性技术规制包括:设置严格的证据采信制度;严格规范裁判理由;适当吸纳专家参与量刑;建立案例数据库;实行严格的上诉审查制度。

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畸重处罚调适方案探寻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决定的重要形态,是确保行政法上义务履行的实效性手段。在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基础上,需依法合理量罚。近期,“芹菜案”“巴黎贝甜案”等均因处罚畸重备受争议。对符合条件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适度减轻处罚,是一项重要的量罚制度,亦是应对上述畸重处罚案件的可选择方案。

论我国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化路径

梳理十几年来数起争议性案例发现,刑事司法中量刑僵化问题较为严重。即裁判者严格按照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做出的裁判,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民众认同的情理。裁判者做出这些裁判的背后受到刚性最低刑制度的制约。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核心是,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定量情节确定了某类案件的最低刑,但是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又处于保守状态。刚性最低刑制度导致量刑“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在满足刑事司法统一性的同时,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应该系统归纳酌定减轻条款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量刑指南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激活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这有助于增强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使得量刑在保持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上,也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析新刑法重订原59条后司法中面临的窘境及对策

新刑法对原59条进行了修订，规定了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权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使得其行使困难，造成部分案件罪刑失衡，量刑过重。其实，酌定减轻处罚权的设立与罪刑法定则并不冲突，且有利于贯彻罪别相适应原则，有利于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困而，应保留审判机关的酌定减轻处罚权，同时应加强法律解释，以便实现刑法的目的。

减轻处罚制度立法再完善之探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关于减轻处罚量刑规则的规定对于规范我国的减轻处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规定也存在适用范围狭窄以及对减轻处罚幅度的限制仍然不足等问题。该修正案第9条删除在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竞合情况下"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判决结果偏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一案件中不同犯罪分子之间量刑失衡的问题,但其并非解决在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竞合情况下如何从宽处罚问题的最佳方案。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本应加以修改,但该修正案并未修改。建议增补已是最轻的一个法定量刑幅度以及仅具有单一法定量刑幅度两种情形下减轻处罚的量刑规则,进一步明确限制减轻处罚的幅度,完善自首与重大立功情节竞合时从宽处罚的立法以及酌定减轻处罚的立法。

减轻处罚司法适用问题新探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对于减轻处罚的司法适用,仍然需要继续解决以下三个疑难问题:一是减轻处罚的限度问题。对此应在遵守减轻处罚的一般适用规则的基础上,参照基准刑的高低情况加以合理把握。二是附加刑的减轻处罚问题。这一问题又可具体区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法定最低刑为附加刑的情况;另一类是主刑并处附加刑的情况。对这两类情况下附加刑的减轻处罚,均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对相关附加刑的具体规定形式,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不可一概而论。三是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问题。在这一问题中,关键是对"案件的特殊情况"这一实质条件进行合理把握。"案件的特殊情况"在实践中包括以下两类情况:一类是涉及国家政治、外交、国防等重大利益的特殊情况;另一类是能够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特殊情况,即量刑情节。对第二类情况下的酌定减轻处罚,应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量刑情节的性质与数量进行具体的限定。

减轻处罚规范化常态化适用思考

减轻处罚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其有利于落实刑罚轻缓化、个别化要求.现实中存在理论认识分歧、司法适用谨慎、办案程序不尽合理等难题,导致减轻处罚不能规范化、常态化适用应当明确法定减轻的基准、幅度、底限,把握酌定减轻的情状、范围、程度,改革审级制度并下放酌定减轻处罚批准权,发挥减轻处罚制度作用,保证均衡量刑,体现司法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