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酌情决定权和中国的恢复性司法——基层警察的故事

本文以中国某派出所的人种志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中国警察在三种不同的恢复性司法(RJ)制度下对酌情决定权的运用。参照威尔森(Wilson)的警务组织形式,本文揭示了中国警务中的"看守式""法治式"和"服务式"的混杂性,这有助于从制度上理解警察对调解工作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还运用了利普斯基(Lipsky)的基层行政理论,重点关注警察如何选择案件并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协议。利普斯基定义的应对策略是警察面对繁重工作和疑难案件时所使用的策略。总体而言,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是作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而推广的;同时,在行政理性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催化下,警察酌情决定权既有利于法律中的恢复性司法的分化,也有助于实践中恢复性司法的趋同。

新的欧盟经济治理:问责效果如何?

欧元危机标志着所谓'新的欧盟经济治理'的开始。新的经济治理给决策制定主体的地位带来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中有些涉及纵向或横向的权力变动。纵向的权力变动指的是权力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转移,通常是从国家层级转到欧盟层级。横向的权力变动指的是政府将决策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权转到了独立机构。新的经济治理还意味着,通过政策规则的实施,政府可酌情决定的决策制定权受到了限制。本文分析的是与这种权力变动密切相关的问责问题。本文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新的经济治理在实施过程中损害了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