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脑肿瘤病人配偶照顾者经济毒性与照顾负担动态变化的纵向研究

目的:探讨青年脑肿瘤病人配偶照顾者在病人术后半年内经济毒性及照顾负担的动态变化,并分析二者间的相互预测关系。方法:基于便利抽样法,在病人术后14 d、3个月、6个月时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修订版、照顾者负担量表对216名青年脑肿瘤配偶照顾者开展随访调查。结果:术后6个月内,配偶照顾者照顾负担呈下降趋势(P<0.01),经济毒性呈先上升后平稳趋势(P<0.05)。交叉滞后模型显示,术后14 d的经济毒性对术后3个月照顾负担有影响(P<0.01),术后3个月的经济毒性对术后6个月的照顾负担有影响(P<0.01)。结论:青年脑肿瘤病人配偶照顾者经济毒性及照顾负担在病人术后半年内呈动态变化,经济毒性能够影响随后的照顾负担。医护人员应重视青年脑肿瘤配偶照顾者的经济毒性水平,及时实施心理疏导,降低经济毒性对配偶照顾者的心理困扰,以减轻其照顾负担。

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出院过渡期心理适应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出院过渡期的心理适应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心理适应量表(PAS)、中文版Connor-Davidson心理韧性量表(CD-RISC-25)和相依关系量表(MS)对237例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于出院前后进行调查。结果:出院前1 d及出院后1、3、6个月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PAS得分分别为60(52,68)分、61(53,70)分、67(57,76)分、72(61,80)分。广义估计方程结果显示,男性配偶、配偶有照顾经验、配偶高相依关系及高心理韧性是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PAS得分的保护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PAS得分的危险因素。结论:脑卒中病人配偶照顾者心理适应水平在出院后呈上升发展趋势,应提升配偶照顾者的相依关系及心理韧性,以改善其心理适应状况。

应对方式在晚期肿瘤患者配偶心理一致感与恐惧疾病进展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究应对方式在晚期肿瘤患者配偶心理一致感与恐惧疾病进展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3月—9月在本院肿瘤科病房住院的169名晚期肿瘤患者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心理一致感量表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晚期肿瘤患者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得分为(38.69±11.62)分,其中105例患者配偶出现恐惧疾病进展心理机能失调(总分≥34分),发生率为62.1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恐惧疾病进展、心理一致感、应对方式存在相关性(P<0.05);心理一致感对恐惧疾病进展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应对方式在心理一致感和恐惧疾病进展间存在中介效应。结论62.13%的晚期肿瘤患者配偶存在恐惧疾病进展心理机能失调,晚期肿瘤患者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水平随着心理一致感的增加而降低,且应对方式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和心理一致感间存在中介效应。医护人员应通过改善晚期肿瘤患者配偶的应对方式来提高其心理一致感水平,进而降低恐惧疾病进展水平。

胃癌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与疾病感知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FoP)的现状并探讨其配偶FoP与疾病感知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12—2023-08在郑州市某2所三甲医院胃肠外科、肿瘤科收治的222例胃癌患者的配偶,应用FoP简化量表、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BIPQ)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二者的相关性。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20份。胃癌患者配偶FoP得分为(41.35±9.75)分、BIPQ得分为(46.88±5.81)分。经双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胃癌患者配偶FoP的总分与疾病感知总分、认知、情绪成正相关(r值分别为0.281、0.254、0.227),与理解能力成负相关(r值为-0.21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吸烟史、饮酒史、肿瘤家族史、目前所处治疗阶段、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感知是胃癌患者配偶FoP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胃癌患者配偶存在一定程度的FoP,FoP与疾病感知呈正相关。医护人员可通过多种健康教育途径帮助其纠正错误认知,减轻照护负担,有效降低FoP水平。

认知参与视角下自我容量管理联合配偶支持对反复胚胎种植失败患者心理弹性 家庭功能及生育压力的影响

目的 观察认知参与视角下自我容量管理联合配偶支持对反复胚胎种植失败(repeated implantation failure,RIF)患者心理弹性、家庭功能及生育压力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2021年1月—2022年1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4例RIF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2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认知参与视角下自我容量管理联合配偶支持,2组患者均干预2周,比较干预前后2组患者心理弹性、家庭功能、生育压力。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总分及坚韧、自强、乐观各维度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各维度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各维度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认知参与视角下自我容量管理联合配偶支持能有效改善RIF患者心理弹性,提高患者家庭功能,减轻患者生育压力。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方法便利抽取河南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381对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改良Rankin量表、中文版家庭韧性问卷和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建立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发生率为58.30%,高于配偶照顾者心理困扰发生率48.60%(P<0.05)。患者夫妻双方的家庭韧性、心理困扰均呈正相关(均P<0.01),其自身家庭韧性与对方心理困扰呈负相关(均P<0.01)。主体效应方面,脑卒中患者夫妻家庭韧性均可影响自身心理困扰(均P<0.01);客体效应方面,二者家庭韧性均可影响对方的心理困扰(均P<0.05)。结论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与双方心理困扰存在交互影响,应将二者视为整体从家庭韧性入手进行干预,降低双方的心理困扰。

激励式护理干预联合配偶支持在乳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探讨乳腺癌手术患者中应用激励式护理干预联合配偶支持的效果。方法 纳入乳腺癌手术患者70例为研究的对象,均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随机分为对照组(n=35)和观察组(n=35),常规护理在对照组患者中实施,激励式护理干预联合配偶支持在观察组患者中实施。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QLICP-BR量表的各个维度评估均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负性情绪(HAMD评分、HAMA评估)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97.14%,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乳腺癌手术患者应用鼓励式护理同时加强配偶支持,在该模式的应用下护理效果提高,降低患者负面情绪,促进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的提高。

二元应对在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二元应对在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208名不孕症女性患者的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知觉压力量表(PSS)、二元应对量表(DCI)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对其进行调查。分析3个量表总得分的相关性。使用SPSS软件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208名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的PSS、DCI和HADS总得分别为(14.26±4.89)分、(123.95±16.34)分和(11.43±5.01)分,其中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36.06%(75/208)、24.52%(51/208)。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的PSS总得分与HADS总得分呈正相关、与DCI总得分呈负相关,DCI总得分与HADS总得分呈负相关(P<0.05)。中介效应分析及检验结果提示,二元应对在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58(0.013,0.112),占总效应的9.7%。结论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的知觉压力呈中等水平,知觉压力可以直接正向作用于负性情绪,也可以通过二元应对间接影响负性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可提高不孕症女性患者配偶的二元应对能力,以降低其负性情绪的发生。

系统化全程心理干预联合配偶健康教育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系统化全程心理干预联合配偶健康教育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86例行乳腺癌手术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43例,对照组43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系统化全程心理干预联合配偶健康教育。于干预前、术后2周末、随访3个月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两组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状况。干预前及随访3个月末,采用生活质量指数问卷(QL-Index)评定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随访3个月末,比较两组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术后2周末及随访3个月末,两组患者SAS、SDS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或0.01)。随访3个月末,两组患者QL-Index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1)。随访3个月末,研究组患者治疗总依从率、护理总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结论系统化全程心理干预联合配偶健康教育对乳腺癌患者的干预效果显著,可以有效缓解乳腺癌患者术后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影响。方法 便利抽取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为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各381例/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和中文版家庭韧性问卷进行调查,建立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 脑卒中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得分(31.59±10.37)显著高于配偶(29.68±11.24)(P<0.05)。主体效应方面,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水平可影响自身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均P<0.05);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受配偶的家庭韧性水平影响(P<0.05),而配偶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受患者家庭韧性水平影响(P<0.05)。结论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与两者家庭韧性水平存在交互影响,提示护士可基于二元视角以患者及其配偶的家庭韧性为视角开展干预,从而有效降低双方疾病进展恐惧程度。

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健康商数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策略

目的分析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健康商数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实施护理干预策略。方法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132名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健康商数调查问卷、肝硬化知识问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以及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健康商数水平影响因素。结果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97%。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的健康商数总分为(26.35±3.56)分,各维度得分由低到高分别为健康知识、生活技能、自我保健、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历、与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积极应对是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健康商数水平的保护因素,未掌握肝硬化知识、抑郁是危险因素(P<0.05)。结论乙肝肝硬化患者配偶的健康商数处于中等水平,仍待进一步提升,学历、与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积极应对是其保护因素,未掌握肝硬化知识、抑郁是其危险因素,临床可根据上述因素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其健康商数水平。

宫腔粘连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的相关性

目的:探究宫腔粘连(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现状及其相关性,为临床工作开展针对性改善IUA病人及其配偶心理状况的干预措施提供新视角和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5月—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就诊的IUA病人及其配偶295对。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困难压力量表、二元应对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IUA病人的生育压力总分、社会压力、夫妻关系压力、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二元应对总分、压力沟通、委托二元应对、消极二元应对与其配偶相应指标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病人生育压力与其二元应对的压力沟通、支持二元应对、委托二元应对维度呈负相关,与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病人的生育压力与配偶的压力沟通呈负相关,与配偶生育压力、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配偶生育压力与病人及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结论:IUA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较高且相互影响,双方二元应对水平不足,消极应对明显,影响双方的生育压力。因此,临床医务人员应鼓励IUA病人及其配偶积极参与,共同面对生育压力。

脑卒中配偶照顾者版复发风险感知评估量表的调试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调试脑卒中配偶照顾者版复发风险感知评估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通过专家小组会议调试获得脑卒中配偶照顾者版复发风险感知评估量表,并通过预调查及专家咨询确定问卷最终形式。于2022-06—09选取214名河南省某三级医院住院的脑卒中患者的配偶照顾者作为调查对象,2周后抽取30名研究对象进行重测,以检验量表信效度。结果脑卒中配偶照顾者版复发风险感知评估量表包括2个部分,共20个条目,第1部分包括3个条目,第2部分包括3个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114%),共17个条目。总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60,第2部分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6,折半信度为0.767,2周后重测信度为0.892。结论脑卒中配偶照顾者版复发风险感知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配偶照顾者感知患者卒中复发风险情况。

艾滋病夫妻性行为特征对配偶间性传播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宁夏艾滋病夫妻性行为特征对配偶间性传播的影响因素。方法对截至2022年5月31日,现住址在宁夏5个市19个县区的现存活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及其配偶,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艾滋病夫妻性行为特征、安全套使用情况及生育愿望等。结果2类家庭中,夫妻关系好相对于一般及差是艾滋病家庭配偶间性传播的危险因素(OR=3.501,95%CI:1.742~7.037);使用安全套和每次用是艾滋病家庭配偶间性传播的保护因素(OR=0.513,95%CI:0.243~1.085;OR=0.208,95%CI:0.070~0.620);职业中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及其他,相对于农民、长卡司机、工人、家务及待业是艾滋病家庭配偶间性传播的保护因素(OR=0.318,95%CI:0.148~0.684)。结论职业是农民、长卡司机、工人、家务及待业的夫妻关系好的家庭中,并且在夫妻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或者不是每次都用的对照组家庭,是预防艾滋病配偶间性传播的重点人群。

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与心理困扰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目的探讨晚期肺癌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方法便利选取240对晚期肺癌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使用心理困扰量表和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进行调查,建立恐惧疾病进展与双方心理困扰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的心理困扰得分分别为(31.53±6.60)分、(32.37±6.49)分;恐惧疾病进展得分分别为(35.55±8.79)分、(37.26±6.34)分。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表明,患者及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均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的心理困扰(均P<0.05),主客体效应显著。结论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的心理困扰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受到双方恐惧疾病进展的共同影响。应将晚期肺癌患者和配偶照顾者视为一个整体,及时发现和识别他们的疾病进展恐惧水平,以减轻对心理困扰的影响。

家庭参与模式对高龄初产妇配偶照护能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庭参与式照护模式对高龄初产妇配偶照护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一病区和产科二病区住院的100名高龄初产妇配偶作为研究对象,以病区为单位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该研究共进行6周,从入院时开始到产褥期结束。对照组高龄初产妇的配偶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家庭参与式照护模式。比较两组配偶高龄初产妇和婴儿照护知识得分、自我效能感得分以及护理满意度得分。结果干预前,高龄初产妇照护知识和婴儿照护知识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产妇配偶照护知识调查问卷中产妇照护知识、婴儿照护知识得分及总分高于干预前,且干预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高龄孕妇的自我效能感得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高龄初产妇配偶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干预前,且干预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对两组高龄初产妇配偶的干预,其满意度提升,且干预组配偶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家庭参与式照护模式应用于高龄初产妇配偶,能够提高高龄初产妇配偶的高龄初产妇和婴儿照护知识水平,提高高龄初产妇配偶的自我效能感和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潜在剖面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究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的潜在类别,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别的人群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3年1—10月收治于乌鲁木齐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以及康复科的252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二元应对量表和婚姻调试量表进行调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的潜在类别,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各因素对其不同类别的影响。结果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可分为3个类别:夫妻低应对组(20.6%)、夫妻一般应对组(48.8%)和夫妻高应对组(30.6%)。患者文化程度、患者是否首次发作、患者病程、患者是否残疾、配偶文化程度以及患者和配偶的婚姻调试是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潜在剖面分类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存在异质性,临床工作者可根据不同人群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以夫妻为整体的干预措施,提高其二元应对水平。

配偶同步认知疗法对反复胚胎种植失败病人受孕结局及其心理状况的影响

目的:探讨配偶同步认知疗法对反复胚胎种植失败(RIF)病人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2020年7月—2022年7月收治的136例RIF病人为研究对象,按入院建档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6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配偶同步认知疗法,比较两组受孕结局、干预前后心理状况[正性情绪(PA)、负性情绪(NA)]、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GSES)]、生育生活质量[生育生活质量评分(FertiQoL)]。结果:观察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高于对照组(P<0.05),自然流产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PA评分、GSES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NA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FertiQoL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配偶同步认知疗法能提高RIF病人的受孕率,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提升病人的自我效能感,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结直肠癌患者配偶亲密关系与二元应对在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间的作用机制初探

目的调查结直肠癌患者配偶复发恐惧的现状及其与自我表露、亲密关系以及二元应对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配偶版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P)、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DI)、夫妻支持应对量表(DCI)、洛克-华莱氏婚姻调适量表(MAT)对300例结直肠癌患者配偶展开调查。结果不同年龄、是否有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病情了解度、照顾患者总时间、家庭月收入、患者医保类型的结直肠癌患者配偶FOP-Q-SF/P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直肠癌患者配偶FOP-Q-SF/P总分及社会功能、家庭健康维度评分与DDI、DCI总分及压力沟通、积极应对、代办应对、消极应对、共同应对维度评分、MAT评分均呈负相关(P<0.01)。DDI、DCI总分及各维度评分、MAT评分两两间均呈正相关(P<0.01)。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二元应对在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0.110,效应占比为33.2%。亲密关系与二元应对在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0.048,效应占比为14.5%。结论结直肠癌患者配偶复发恐惧处于中等水平,自我表露可直接影响复发恐惧,也可通过二元应对的部分中介作用及亲密关系与二元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复发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