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修复责任司法裁判中行政主体的配合义务

为应对环境司法在证据获取、事实认定和判决执行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我国司法制度要求环境行政主体在环境修复责任司法裁判以及判决执行过程中配合司法机关,并形成直接判决式、自愿承担式、征求意见式和参与协商式等多种实践模式。要求环境行政主体在环境修复责任司法裁判中承担一定的配合义务,既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又具有一定的规范支撑,但也存在环境行政主体配合义务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和实现过程受阻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合理改善制度设计,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妥当安排,以避免因错误处理环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引发理论误读与实践错乱。

行政检查中的相对人配合义务设定的规范

由于过去严格奉行管理主义,行政检查中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义务常被视为行政相对人的绝对义务,相对人对此几乎没有申辩、提出异议的权利。出现了行政相对人配合义务与享有权利不对等、配合义务数量和内容不明、义务履行缺少行政检查程序保障等问题。我国法律未将行政相对人配合义务作为一项独立的功能,但该义务又与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为完善我国行政检查中设定相对人配合义务的相关制度,应明确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设定配合义务的启动程序、确定相对人配合义务的种类和数量、完善不履行义务的法律效果。

强化保护条件下专利强制许可配合义务设定研究

专利权强制许可是为防止专利权与公共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巴黎公约》规定成员国有权采取立法措施规定强制许可。中国1984年的专利法对专利强制许可进行了规定,但至今尚无一例实践。从实践中看,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单纯专利强制许可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尚需专利权人的积极配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办发[2018]20号)要求明确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在大力强化专利保护的前提下,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强制许可情形下,对专利权人赋予积极的配合义务,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道德上看,既是合理的,也是适当的。专利强制许可配合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对专利技术附带的商业秘密的强制许可、药品数据权的自愿(强行)放弃,以及提供技术扶助等义务。由于涉及对专利权人施加更高义务,因此实现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到专利法、药品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当中。

监察执法中的公安机关职能配合义务

在监察执法中,公安机关基于法定职能直接承担的监察配合义务无需以监察机关的提请配合为前提。在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各自执行职务,监察机关办理公安机关或者警察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等情形下,只要公安执法与监察执法产生了具体关联性,即可自行启动公安机关职能配合义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僵尸条款”之激活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设立是刑法层面对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国家主导、企业代监管治理模式的积极回应,但此条文出台至今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却因其本身所存在的关键构成要件模糊等问题而难以被准确解读和适用,在实务中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对其适用现状进行梳理后发现,欲激活本条必须重整其适用思路,排除干扰,化繁为简。明确本罪中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为行政命令配合义务,并在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类型化的基础之上具体地判断其义务履行情况,同时注重对因果流程的考察,多方合力共推网络服务法治化,或可化解本条所处僵局,襄助网络空间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破产法视域下的配合清算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配合清算义务人具有妥善保管企业财务账册等资料的义务。破产企业因财务账册等资料损毁灭失而无法清算时,管理人或个人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请求配合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提出,人民法院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判定配合清算义务人的责任范围,但实践中对配合清算义务人的范围、责任承担范围以及行为与责任因果关系等方面却出现不同的裁判观点。既有制度存在责任配套不足、侵权责任要件不明以及多类型法律责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缓解实践困境,应当在破产立法上增设配合清算赔偿责任条款,界定债权人在企业破产下的损失范围,利用主体间连带关系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作好司法处罚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之间的衔接,提高责任适用效率。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中当事人以及法院的配合义务

房地产纠纷的增加，导致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增多。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相对与抵押估价等其他目的的估价难度更大。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具有特殊性，而实践中，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中当事人以及法院的配合义务不到位，给司法鉴定估价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不利于房地产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鉴定结论的采信度。笔者就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中，当事人及法院在提供鉴定资料、进行现场查看、查询档案等方面的配合义务的现状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进行初步探讨。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刑法规制:理念与适用

网络时代国家对平台企业有刑事治理的必要。针对网络犯罪治理范围有限扩张的需要,与网络监管采取的国家主导、企业代为管理的治理思路,应运而生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被设置了较为复杂的犯罪构成要件。但也因此导致该罪名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责令改正与严重情节三个方面的适用困境,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多数情况难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导致本罪或甚少适用或错误适用。对此应当扩张理解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责令改正要件应当作为限制性要件,保持其在罪名判断中的因果关系限定作用;而对于法定严重情节应当进行抽象性修正,以符合本罪的整体运行逻辑。

公安机关对监察机关的权力制约路径建构

权力制约原则为公安机关制约监察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则是制约关系的规范来源。但就制约现状而言,具体制约途径没有厘清、制约过程中保障措施不足、公安机关拒绝监察机关配合要求后争议解决机制的缺失,导致实践中公安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效能不足。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公安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公安机关对监察机关的配合要求有权进行最低限度的形式审查,在配合事项具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时,公安机关可拒绝予以协助;而对于应属公安机关职权范围内的配合要求,公安机关则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其二,公安机关在与监察机关共同行使职权、共同处理案件中可以有效地监督监察机关的行为,防止其滥用权力。

突发事件中应急行政管制的法律属性与逻辑建构

应急行政管制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防控手段,既是宪法赋予政府用以限制私人自由、维护公共安全的国家紧急权,也是源于紧急状态下私权克减之正当性的利益衡量和取舍过程。我国现阶段的应急法律体系并未明确规定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行政管制权”,很难为政府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过程中广泛开展应急管制措施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通过“权力—义务”双重进路的法律逻辑建构,能够为应急行政管制权力强化坚实的合法性支撑和具体义务保障,使之能够有效回应和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也有助于促进应急行政权力的规范行使,避免权力无序扩张对公民自由的过度干预。

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及其与破产程序的关系

清算义务人是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特定法律关系,在公司解散时负有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并在未及时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主体。在清算程序中负有全面配合和协助清算组清算工作义务的公司内部配合清算义务人,是承担妥善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的义务主体,并直接承担未能履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是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是以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为前提而实际发生的。在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因公司已经出现解散事由,配合清算义务人在组织清算组成立的合理留守期间之后,其妥善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的义务,在向清算义务人办理移交手续后转由清算义务人承担。债务人破产原因的出现并不是公司的解散事由,对未出现解散原因的债务人,清算义务人没有申请破产清算的义务。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负有妥善保管并向管理人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义务者,是破产法规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能认为只要在破产程序中因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下落不明等无法清算就可以追究清算义务人的连带责任或相应责任。

公民提供反恐情报之刑事义务赋予的扩张与纠偏

应对恐怖主义犯罪,许多国家均采用刑事治理的方式,设立数量多、打击严的刑事立法。但是除了国家主动打击之外,部分国家基于反恐需要与预防刑法观,要求民众提供恐怖主义犯罪信息的情报,并且在必要时需将提供情报的义务设定为刑事义务,如拒绝提供则触犯刑法。这种义务分为主动提供与间接配合提供,分别与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相符合,但均属于犯罪圈的扩张。基于我国被恐怖活动侵扰的实际情况,刑事立法设置公民对恐怖活动的配合型报告义务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犯罪圈扩张中需要谨慎对待,应当从犯罪圈的扩张理念、“明知”“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出发,将扩张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教育反恐措施的展开及其审查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预防性反恐策略要求在教育领域贯彻反恐的宣传,形成了教育反恐措施,即在教育领域,教育主体须承担反恐宣传的公法义务:《反恐怖主义法》第9条的“协助、配合、报告义务”和第17条“纳入反恐法治宣传教育”,体现着预防性反恐对教育领域的辐射。基于反恐与学校自治的价值考量,针对两种教育反恐措施所对应的不同法律条款,应以实质审查为核心,建立教育反恐措施的分层式审查构造:“协助、配合、报告义务”适用严格审查原则;“反恐法治宣传教育”适用宽松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