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筹城乡一体化中的金融支持——以成都综合配套试验区为例

统筹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试验区的顺利推进离不开金融支持。就成都国家级统筹城乡一体化综合试验区进程中金融支持的供求而言,存在着制度缺口、结构缺口、规模缺口及监管缺口。采用科学有效措施尽快弥补这些缺口,对于顺利推进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建设和确保成都城乡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乃至推进全国城乡一体化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检察机关服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建设的关键点和立足点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改试验区。检察机关服务综改试验区的关键点是实现和保障"先行先试"权,立足点是牢固树立"五种意识"、着力提高"五种能力"、妥善处理"五对关系",以彰显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价值。

地矿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综合配套试验在我队取得圆满成功

地矿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综合配套试验在我队取得圆满成功地矿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综合配套试验主要包括中心取样钻探工艺、金刚石水力反循环连续取心钻探工艺及新型小口径岩心钻机和配套设备。此次试验是地矿部探矿界有史以来试验内容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我队...

邳州白蒜连作障碍因子控制配套试验

为提高邳州大蒜的总产量、品质和效益，控制各种障碍因素，在以往试验的基础上，2008年在邳城镇安排了3．3hm2蒜套深耕中间试验，并适当配以增加密度，更新品种，标准化栽培等技术，探索多种障碍因子的控制，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贵州绥阳县农牧局抓紧落实辣椒产业配套试验研究

2016年，绥阳县把蔬菜--辣椒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定位为全县特色农业主导产业来抓，结合到贵州省农委于今年4月初发布的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工作的总体统筹，今年绥阳县再安排实施“辣椒施肥总量控制（含氮肥总量控制、磷肥总量控制、钾肥总是控制）试验”、“辣椒配方施肥有机肥当量试验”等配套试验，为辣椒产业更好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综合配套试验区创新能力评价及对策建议——以“合芜蚌”综合配套试验区为例

本文在研究"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优势及不足的基础上,对综合配套试验区进行创新能力评价及相对有效性评价,进而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国家级实验区创新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以“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为例

国家将"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与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示范区作为"3+1"试验示范区序列,为合芜蚌三市及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本文在分析"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创新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对促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创新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区设置与管理体制考察: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以功能区为主要载体。选择合理的管理体制,对于促进功能区开发开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透过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两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的演变,梳理二者特点,对比其异同,折射出在不同阶段,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应其功能区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安排,有其必然性,亦存在诸多个性化因素。这为未来新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安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基于演化阶段及实现机制的视角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的动态演化实现机制分析,其创新过程呈现从制度输入、制度发展、制度成熟到制度输出等四个阶段,每阶段其动力主体及实现机制各有特点。基于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同阶段,对策建议是:清晰界定"先行先试权",创新地方立法机制,保证制度创新动力输入;理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协调机制,促进制度输入有效推进;制定试验区工作的导则和评估方案,确保制度创新过程有效合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动力由"外"而"内";发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形成全社会创新创造氛围。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分析

在界定和解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基本结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种制度变迁内生化的变革模式,具有制度变迁累积创新传导机制。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厦门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可行性研究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厦门特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同时也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先行的探索。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原有特区政策的普适化,特区发展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体制创新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是厦门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因此,厦门必须把握自身优势,发挥特区发展的先行优势和特色,把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来看待。

授权立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法律保障的需求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改革攻关的重要战略举措,其实质是进行制度创新,必须依法推进。同时也要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供给。本文从分析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内涵出发,阐述了法律保障的需求,并针对我国目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法律保障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初衷所在。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创新空间扩散研究和详细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效应、表现形态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初步探索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的内在机理。

综合配套改革各试验区研究热点述评

随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及其实践的不断深入,理论界就此开展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本文以现有的微观研究即分区研究为基础,分析各试验区理论研究的热点,阐述了分区研究的特点、所取得成果的意义及仍需深化的问题。

日本的结构改革特区与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结构改革特区是日本为了推进全国改革和发展地方经济进行的一项规制改革措施。日本结构改革特区的实践与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类似,对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日本结构改革特区实践面临的社会经济背景,介绍其特征和实施做法的基础上就其绩效、存在问题等进行评析,进而思考对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的启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立法保障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在内涵、特征和目标等各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的法制现状无法完全适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授权立法”赋予地方特殊立法权,以推动和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各项举措顺利进行。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功能区及其管理体制解构:天津滨海与重庆两江

产业功能区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质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集中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其管理体制直接决定着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设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的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产业功能区定位是对中央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细化;产业功能区承载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功能区发展应结合地区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功能区不同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产业功能区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