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唐代“酒家胡”述考

唐代的“酒家胡”来自域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发挥过相当的作用。本文对“酒家胡”的族属、“胡姬”的指称范围、“酒家胡”的经营特色和盛行时代、分布地域,及其在东西方文化、经济交往中的情况和作用作了考证与研究。

唐诗中“酒家胡”与“胡姬”文化

唐人诗歌多胡气,以“酒家胡”及“胡姬”特色鲜明。“酒家胡”主要设置于唐都长安,伴随而来的是以歌舞侍酒的西域女郎。唐代不论有名的大诗人还是无名文士,都曾描写过她们。“酒家胡”与“胡姬”作为异域饮食文化的代表、先进的商业文化理念的承载者,给唐代社会吹进一股新风,推动了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

论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演变

胡姬作为唐朝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多被唐朝文人士子记载。对于胡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酒家胡”、胡姬形象、胡姬与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对唐诗中的形象进行一个演进式的分析。本文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演变予以大致梳理,总结出其在唐朝不同时期诗中的特点,并深刻分析其形象演变背后的原因。

长安酒家胡

历史学家有唐型文化的说法,指出大唐盛世时期,许多异族在中国安居乐业,共享和平。还有人引李白的《少年行》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想象唐代长安城中,酒肆林立,碧眼高鼻的胡姬,穿梭顾客之间,促销各种美酒,就跟今天北京三里屯,上海新天地的风情一样。

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

胡姬是指唐代居于都城长安为文人雅士饮酒作乐之际充任侍从的西域少女。唐诗中频仍出现的胡姬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女性文学形象,诗人通过这一意象,旨在导向出对唐朝国事忧患的情思。胡姬代表了唐与胡两种文化从相拒到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域文化汇入了唐代华夏文化历史浪潮的主流之中。

延客与惑君——兼谈唐诗中胡姬的形象塑造

胡姬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文学形象。文章认为,唐代诗人塑造的胡姬形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市井之中的酒家胡;另一类则是宫廷或官贵人家的歌舞伎。前者在唐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是大唐盛世繁华的象征;后者则在安史之乱的特殊背景下背负了惑君的罪名。但是,唐人对安史之乱的反应是多方面的,这种复杂性同时也影响到了时人对胡姬的评判。

胡姬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往频繁,这可以通过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商人、僧侣、留学生和使臣凸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部分胡人选择在长安定居,并逐渐将其生活方式融入唐代社会之中。这其中,由胡族商人发起的,将胡姬与酒肆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吸引着当时无数的文人骚客或达官显贵为之折腰。

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经济已发育成熟，城市经济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唐之后冲破传统的封闭性的市制，不仅在城市中出现了新兴的街市、商业区和夜市，而且各地方的草市、集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而唐代的饮食市场呈现一派生机，饮料店肆尤其是酒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和需求。酒肆是唐代饮食行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食肆、餐馆等共同构成当时丰富多采的饮食成品市场，成为唐代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是当时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又为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英译汉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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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林郎

东汉·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 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 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 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 广袖合欢襦。 头上兰田玉, 耳后大秦珠。

元稹与小说

元稹(微之)写过一篇《莺莺传》,传中的“崔莺莺”是甚么人? 宋人王铚(性之)认为“崔莺莺”是崔鹏之女,他在《〈传奇〉辨正》中说:“会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

唐代胡商在长安西市的活动追踪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以其开放、特殊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到来,往来于长安的胡人,在都城内形成了类似聚落的粟特胡人聚居区。长安街西粟特胡人聚居区与西市有着密切关系,即街西胡人聚居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大量的胡商在西市活动。前辈学者陈寅恪先生曾对唐代胡姬(酒家胡)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精辟论述。1向达先生早年对长安受到西域文化影响特别是对长安城中有关粟特人的活动进行了分析研究。

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

汉乐府“羽林郎”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诗。它不仅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而且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於革命传统”的民族性格。在这长不过一百六十字的短诗中正蕴藏着丰富而鲜明的“民主性的精华。”但是不幸得很,这首诗在解放前竞遭到反人民的战犯胡适的暗杀。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抄录了不少汉乐府歌辞,对这些歌辞的人民性虽极尽歪曲抹杀之能事,但总算抄出来了,独独对这篇“羽林郎”却一字不录。是不是胡适没有看见呢?不是的。他在考证“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时,就曾利用了一下“羽林郎”,他说:“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白话文学史一○三页)可见他并不是没有看见而是有意识的要把它扼杀,压根儿就不让它和读者见面。

外来民间文化的使者:西域胡姬——唐诗胡姬形象解析

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创造是唐代诗人通过胡姬意象 ,援用的一种文学手段 ,胡姬形象表征着唐代文化和西域文化从相拒到交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军事上的征伐、宗教上的改认和意识形态上的统制 ,而是通过人文艺术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使然。

羌煮貊炙话“胡食”

胡食,是出自汉代人的一种说法,指代当时自域外传入的食品,包括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食品,自然也包括用域外烹调方法制作的那些食品。时下京城所见的加州牛肉面、肯德基家乡鸡、汉堡包、三明治,乃至热狗、面包之类,按汉代人的归类,也都属“胡食”之类。古人将中央王朝统治以外的人种称为胡人,他们的衣为胡衣,饭为胡食,舞为胡舞,话为胡话,以与华夏相区别。我们这里要说说胡食在历史上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的影响,借以一窥中国文化中的非传统因素。

唐代胡姬文艺性解读

唐代疆域辽阔,国力昌盛,尤其是在民族政策方面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因此有唐一代,中原本土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相容的趋势非常明显,形成了一种多文化并存的状态。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在唐代,随着唐王朝征伐战争的多次胜利,丝绸之路更将其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在这条路上,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不断,许多西域胡人经此来到长安,进入内地,辗转中原各地区。

崔莺莺身世说辩议

中唐元稹在《莺莺传》中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而又惨遭抛弃的女性形象崔莺莺,历代文人都按捺不住好奇心猜测其真实身份!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论。何以如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几家较有影响的论说。

辛延年《羽林郎》范读

羽林郎辛延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织品很快打入罗马市场,罗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以穿戴丝绸为荣。由于对丝绸需求量迅速增长,造成罗马帝国财政严重出超。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XⅡ.84)中惊呼:"我国每年至少有一亿赛斯塔钱(约合十万盎斯黄金)被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夺走。"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