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主体精神的两种言说:比较《酒徒》与《李自成》

比较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小说创作空间,探究小说的形式意义与读者的释义过程,总结作者主体精神在小说语意表述上的不同模式。二者间的差异并未掩盖作家主体精神的内在一致,他们保持着艺术良知,在被动适应社会中坚守个体精神、拒绝同化,保持并借助与中心话语的疏离,远离政治或俗世。

图图奥拉的后殖民批评意识——重读《棕榈酒酒徒》和《我在鬼林中的生活》

由于图图奥拉所受的教育有限,一直以来评论界都将他视为一位无自觉批判意识的作家。通过阅读其长篇代表作《棕榈酒酒徒》和《我在鬼林中的生活》,笔者发现,图氏在作品中表现出清晰的后殖民批评意识。一方面,在这两部小说中,图氏对传统的约鲁巴神话故事如"完美绅士"的情节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凸显了殖民压迫和殖民剥削的场景,表达了非洲同胞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真切的异化感,赋予那些古老神话故事后殖民批评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对数字、技术、时间等西方文化意象以及语言的创造性误用,图氏颠覆了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权威,将非洲的本土文化重新置于中心地位。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论刘以鬯及其长篇小说《酒徒》

本文提出刘以鬯是华文文学长篇意识流小说第一人。认为《酒徒》是作家运用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写中国题材的成功试验 ,是华文文学长篇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其独特意义与价值在于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开拓了长篇创作的新境界 ;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意识流长篇的空白 ,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具有超时间、超空间的意义。

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刘以鬯《酒徒》细读

刘以鬯是一位纯粹的都市行吟诗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响。他的《酒徒》等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边缘人的异化生存、病态人格,堪称是都市游魂的心灵史。刘以鬯笔下的"游荡者"是怀着生存焦虑和情色欲望的"零余人",总想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更想摆脱商业社会的泥淖,但最终无计脱身而去,只好带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挣扎求存,靠酒精和女色来排遣寂寞、麻醉自己,渐渐丧失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酒徒》活画出了香港特定时代里的精神忧郁以及繁荣表象背后的精神废墟;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审美创新价值,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思想上的某些局限性。

意识流小说中的“与众不同”之作——重评刘以鬯的《酒徒》

《酒徒》是刘以鬯最重要的代表作,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其实它更是部与众不同之作,主要表现为:酒徒被置于三种状态之中,行文风格各异;呈现强烈批判意识的香港关注;论述性与学理性的学人小说色彩;诗意的意识流动与感性的意象相对接。

多重漩涡中的心灵苦役——论刘以鬯《酒徒》呈现的复杂文艺生态

《酒徒》是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代表作,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小说围绕主人公在写作方面的坚持与妥协,在女人之间的拯救与受伤,在商业环境中的挣扎与沉沦,以文字和酒色串起了一个错综的江湖,从而透视和折射出彼时彼地商业社会的五光十色——港人的生存焦虑、严肃文学的处境、文化的商品化、文人的地位、旖旎的情色世界、畸形的价值观。

意识流小说的“香港化”——论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

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作者在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技巧时,从四个方面即意识流与现代诗意象的结合、情节交待与意识流动的交替展示、社会现实与"内心真实"的交融、意识流与象征手法的结合,说明了作者在对新感觉派、西方意识流及传统文学中的意象、情节及象征手法的整合中,形成了自己的"意识流"小说的特色,但他这种特色不可避免地具有肤浅性和世俗性。

《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201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被香港资深影评人黄国兆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立场,黄国兆以一种相对保守的方式完成了电影的拍摄。然而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在表现范围、人物塑造、文化反思、现实批判等多方面仍然与原著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反映出导演与作家之间不同的关注重心与作品风格。同时,受外在条件限制,原著中的某些为人称道的精髓内容被大大消减,这是今后电影改编工作需要注意的。

酒徒与刘以鬯的身份同构

虽然小说并不等同于自叙传,但《酒徒》中主人公"酒徒"和作者刘以鬯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身份同构性,他们都在半梦半醒之间进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坚守心中的一方文学净土;不同的是,酒徒无力挣脱困境只能在酒中继续沉沦下去,而刘以鬯却逐渐找到了解除身份焦虑的途径。

酒徒

正现在,我很想为伊犁的酒徒们写一点颂歌,也许你们不会介意,不会认为这是一篇对普通人们的号召书,更不会把这当做酒徒们的纲领性文件。的确,他们没有委托我把他们写下来,他们仅仅是请我去喝酒,把我当朋友的朋友,一见如故。他们都知道李白,因而他们对不会喝酒的诗人有些犯疑:"不会喝酒还咋样写诗呢?"

从《到灯塔去》与《酒徒》的比较看中西意识流的差异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以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和刘以鬯的小说《酒徒》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同一种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在中西作家之间运用的差异,并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为分析中西方文本创作及艺术流传借鉴提供某种参考。

论穆时英都市小说对刘以鬯《酒徒》的影响

穆时英都市小说对刘以鬯《酒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刘以鬯在"取人之长"的原则下,以创新为目的,对穆时英都市小说中的颓废主题、女性形象、小说诗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借鉴和吸收,成功地写出了一部富有现代气质又能保持民族作风、具有中国气派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内在真实的探求——论刘以鬯及其《酒徒》的现代性

在香港文学史上,刘以鬯以其不断追求探索和突破创新的精神,凸现了他的另类本色。其实验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特别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中香港人的生存焦虑以及病态人格。长篇小说《酒徒》的现代性体现了刘以鬯实验小说不断追求锐意创新的特点,他实质上是试图寻找一个能更真实地反映人的内在真实的现代小说世界。

刘以鬯长篇小说创作中“酒徒”身份认同问题

许多评论者研究《酒徒》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和小说的"内在真实",这里则研究"酒徒"身份认同问题。认为:酒徒在一切都是商品、一切皆是谎言的世界中曾迷茫过、呐喊过却最终因自我身份无法确认而逃离,酒徒身份认同问题也无法解决,从而导致其陷入无根境地。

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从《酒徒》说到《孽子》

刘以鬯的《酒徒》与白先勇的《孽子》产生于不同背景之下,并且二者的行文风格与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差异并未掩盖两部作品的内在一致性——在主流文化中坚守个人立场,关注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人性尊严。正因为有了对人的本真存在的言说,也就使得这两部作品具备了不断被言说的可能性。

过于忠实的改编:《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以主人公老刘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为主体,用诗化的语言传神的塑造了一个被金钱社会无情吞噬的中年文人形象。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影以字幕和旁白的方式表现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导演在忠于原著的主旨下对小说的主要情节基本照搬,拍摄手法中规中矩,若无主要角色的出彩表演,电影《酒徒》只能称作一部过于忠实小说的平庸之作。

烂醉是生涯,痛饮真吾师——超级酒徒杜甫及唐代诗酒文化

在北方的凛凛冬天,我收到一位擅长弹琴、写字的友人从扬州小镇寄来的一幅字:“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句诗出自杜甫的《杜位宅守岁》,那一年杜甫四十岁,正处于失意之际。由饮酒及“烂醉是生涯”我们自然想到的是以杜甫、李白等为代表的唐代诗人与酒文化之间非同寻常的“血缘”关系。杜甫嗜酒如命的一生再一次印证了诗与酒在中国诗人这里是混融一体的,诗神与酒神也就合二为一了,所以在古代酒被称为“钓诗钩”。

中社酒徒记

一东胜神洲中有一中社,中社成立一年,其主要任务是饮酒。回忆起来,似乎命中注定,中社之成立,竟是源于一场酒局。岁次壬寅春月,适逢佳日,由我发起,一干人等聚于裕丰园,作良宴之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皆醺醺然,酒酣耳热之际,忘了是谁建言,倡议起社。诸位心下都早有此意,只待人说破,于是全体鼓掌通过。一时即刻建了微信群,群固当名,以社处天地之中,乃由孟夫子名之曰“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