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酷吏列传》为“法治”还是为“吏治”——与《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的一点商榷

《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于"在彼不在此"一句之后注云"在道德,不在严酷",奠定了后世对酷吏严刑峻法的批评,但是忽略了司马迁为酷吏及循吏这两类官吏作传的目的。太史公以史家之笔直述酷吏的言行,并非为简单揭露吏治的黑暗。结合《循吏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可知,太史公所云"在彼不在此"应理解为强调吏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非前人所云道德。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读《史记·酷吏列传》

许多《史记》研究者和研究资料都认为《酷吏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人民性和讽刺批判精神,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正如现有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酷吏列传》不能单纯或孤立地来认识,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汉代社会大背景下,并将之与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酷吏,司马迁表现出一种复杂态度。一篇《酷吏列传》,一篇《循吏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反差。

谈《史记·酷吏列传》隐含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以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对西汉时期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通过对这些酷吏群体遭遇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客观冷静记录间,折射出的是抑制与愤激,不满与同情,这透出了司马迁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价值的怀疑与困惑,是不自觉的悲剧意识的显现。这种悲剧意识是隐性的,但却是崇高的,闪烁着人性和独立精神的光芒。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酷吏列传》是《史记》中的一篇史传杰作,他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汉代的严刑峻法,对汉初时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透过司马迁对酷吏们较为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涵着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司马迁的这种心理并不是自觉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严酷统治,隐含在他的文章中的。

《史记·酷吏列传》的政治讽喻性探析

汉武帝时期酷吏政治盛行,酷吏大行于世,司马迁作《酷吏列传》表面在批判酷吏,其实质是在批判酷吏政治的推行者汉武帝。结合《平准书》的记载,得知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兴利鬻爵,这直接导致了酷吏政治的兴起。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反复强调汉武帝重用酷吏;酷吏集中出现于武帝时期;且越到汉武帝后期的酷吏愈为残忍,品行也越发卑劣。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盛行、酷吏大行于世的讽刺,其目的是劝谏汉武帝恢复汉初宽缓的政治局面,正本清源,以德治国。

论《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方式

《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结构独具特色,它具体表现为:一、司马迁正确处理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使文章详略得当;二、《酷吏列传》的外形结构酷似一传,其中的纹理特征又包含有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

范晔笔下酷吏形象浅析——以《后汉书·酷吏列传》为例

范晔在《后汉书·酷吏列传》中为东汉一朝几位重要的酷吏立传,其笔下"酷吏"形象的核心特质是行事之"壮"和执法之"酷"。范晔笔下的"酷吏"形象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政虽然严苛,但多讲求原则,法律观念和个人操守较于西汉的酷吏是有进步的,而这与东汉儒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范晔贬斥酷吏的为政风格,主张为政当以仁信感人,教化意味浓厚,这与其深受儒家治世思想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史记》廉腐思想研究——以《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为中心

自古以来,“廉洁”与“腐败”就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对立面。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治国安邦做出了许多“反腐倡廉”的举措,不少政治家、思想家也围绕“廉洁”“腐败”,在著作中提出过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在《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中以“实录精神”客观叙述官吏“廉洁”与“腐败”行为,将关于“廉”与“腐”的思考深寓于叙事,寄托作者对廉洁正直、公正严明社会的向往。这种对“廉”与“腐”的思考,对当今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辨《史记·酷吏列传》

自从司马迁创为《酷吏列传》,班固、范晔继之而有《酷吏传》。五十年代以来,在一些《史记》研究著作和文学史中,多举这一列传以说明司马迁对统治阶级所作的暴露和鞭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专门有一节论及酷吏,认为司马迁身受严刑峻法之祸,＂所以不能不写《酷吏列传》,把他们的脸谱刻画一下了＂（页111）,酷吏是＂惨酷的刽子手＂,＂贪污的蛆虫＂（页209）;《司马迁研究》（中州出版社,1984年版）则指出＂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用犀利的笔触,鞭挞了倚势欺人、草菅人命的酷吏张汤、杜周等＂（页26）。这恐怕是一种简单化的、至少也是不够全面的理解。

汉初酷吏政治实施原因探析

自从司马迁著《酷吏列传》后,“酷吏”便以“严而少恩”、执法酷峻而著称于世并成为了历代儒人墨客所攻击的对象。然我们仔细地翻检历史,却不难发现,历史上并非经常连续地出现酷吏群和酷吏政治,酷吏政治出现于历史舞台,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它也仅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从《史记》看酷吏的多重人格特征及其产生原因

对于＂酷吏＂这个词,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滥杀无辜、滥用刑法、目无王法、嗜血成性的官吏。但司马迁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通览《酷吏列传》,太史公是以多重人格特征将他们定位于历史的长河中。以黄老思想为方向标的大汉王朝前期为什么会出现酷吏？当时的情况怎样？史公对此又持何种观点？本文就这几个主题,从司马迁所述酷吏中来分析。

循吏、干吏与酷吏

司马迁的《史记》有一个创意，即在列传之中特设《循吏》、《酷吏》两目，这一体例为他身后撰写正史的史家所承继。据有人统计，“二十四史”中有十九史设有《循吏列传》，另有十史设有《酷吏列传》。这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为华夏纪传体史书发凡起例。

初中古文注解指瑕

给初中古文作注解,固然要注意通俗性,但应以不损害科学性为前提。今观课文注解有不尽然者。虽白璧微瑕,亦须指出,以免贻误后学。 1.第一册《扁鹊见蔡桓公》:“君之疾在腠理”。[腠理]皮肤的纹理。 按:何谓‘纹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物体上呈线条的花纹。”皮肤上呈线条状的花纹,是一望而知的,蔡桓侯自己也能看到,何须扁鹊指出?蔡桓侯何以在名医指出后还不认账?其实问题出在对“腠理”的注解不准确上。腠理,《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中医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肌肉的纹理。”《辞海》的解释是:“腠理外连皮肤,为卫气散布和汗液渗泄的通路。”可见,“腠理”是指皮肤、肌肉之间的空隙、能路,从外表是看不到的,只有名医才能洞察。腠理有疾,皮肤、肌肉还没出问题,但卫气散布、汗液渗泄的通路不畅,此时治之尚易,延之则变矣。

张汤的悲剧及其启示

张汤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酷吏。这是由于司马迁写《史记》，作《酷吏列传》把张汤做了主角。在酷吏的行列里，张汤其实不算是坏人。笔者不是作翻案文章。只是想提示人们注意历史人物复杂性的另一面。张汤的悲剧性结局似乎预示了中国法治的历史处境。读解张汤传，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法制建设不无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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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神话与社会整合史建群（郑州大学文博学院）二千余年的封建时代，帝王神话盛行不衰。它不仅流行在村夫野老的民间传说里，而且被恭恭敬敬地记载入官方修撰的正史中。神，是人创造的。神，只活在人的心中。帝王神话当然是统治阶级编造的骗人的谎言，但封建小农又为何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