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特征,需要开发专门适用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以提高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酒驾”矫正项目的概念、特点及功能出发,构建矫正项目的体系与结构,设计矫正项目的开发、认证及实施等流程,以期更好地推进“酒驾”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轻罪治理背景下定罪免刑的功能激活与规则优化——基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免刑审判实践的分析

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定罪免刑制度是提升轻罪治理质效的重要实体法资源。通过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相关案例为分析样本展开的实证研究发现,轻罪司法裁判中定罪免刑的适用呈现出规范基础存在争议、全面审查思维缺失、裁量依据择取不当等定性难题,以及对影响基准刑的情节把握不同、对从重处罚情节的态度不同等定量难题。对此,应将《刑法》第37条的独立适用范围原则上限定于轻罪领域,并围绕作为刑罚裁量核心要素的责任和预防两方面构建“犯罪情节”的全面审查和甄别提取规则,从而化解定罪免刑裁断中的定性难题。考察责任和预防及其内部的子要素在定罪免刑裁量中的主次地位和比重大小,发掘“罪责导向下人格责任的有限突破”之定罪免刑裁量要素的结构地位,并将这一结论具体应用于针对影响基准刑的情节和从重处罚情节的规范性分析中,实现定罪免刑定量规则的系统优化。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情节的发展与完善

醉驾在我国入刑后,其定罪的标准经历了从单一定罪情节到多元定罪情节的转变,主要包括血液中酒精含量、隔夜醉酒驾驶、醉酒后短距离挪车等方面。但是,对于该罪的定罪情节,尚未形成全国一致的明确标准,不利于该罪的司法实践统一。本文提出,可以在遵循抽象危险犯判断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统一该罪酒精含量、隔夜醉酒驾驶、醉酒挪车三项主要定罪情节的认定标准,以期统一该罪定罪情节的认定标准,发挥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争议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设立十一年来的法律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看,单一注重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入罪标准可能导致针对醉酒驾驶的法律制裁效果落入非帕累托改进区。破解有关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而在于其系统性与合理性。醉驾入刑后,我国醉驾制裁体系至少出现了三个问题影响了其系统性与合理性,即严苛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值”醉驾测试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的行刑衔接真空,以及醉驾制裁体系内生的隐性制裁打击失当。基于此,时机适当时宜修订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条规定,构建更为科学的罪状标准;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在醉驾制裁方面的合理衔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瑞安模式”,尽快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真正微罪化。

再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

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无论是理解为"犯罪故意",还是理解为"犯罪过失",抑或是理解为"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复合",都是不尽妥当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醉驾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可能已经严重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讨应当跳出传统的范式,不能囿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心态,而应合理借鉴大陆法系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理解为严格责任犯罪。

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法律实务问题研究

立足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现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司法实践为切入点,针对现行法律法规在实践运用中产生的制约与冲突,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实践困惑,深入探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涉及的法律理论和实务问题,并将北京与国内其他省市、发达国家及地区进行比对,从法律实体、程序运行到综合治理等角度,全方位研究适合刑事政策和社会效应的制度出路,力争为改善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的相关制度设计提供粗浅思路。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犯罪之界分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对抑制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本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界分标准还是众说纷纭。在相互联系上,引入罪数的理论可以发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而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存在想象竞合犯的关系。区别方面,三者在行为性质、主观罪过以及危害结果的地位上均有差异。在司法实践运用上,又可根据醉驾是否造成实害结果以及造成实害结果后是否有二次冲撞行为,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界分。

故意抑或过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辨析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的抽象危险犯还是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当前存在故意说(包括间接故意说)和过失说之争。故意说忽视了客观构成要件对主观构成的规制功能,并不可取;过失说把抽象危险作为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其立论的基础也应予以批判。抽象危险不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而是立法者的动机,对于本罪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可以通过对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来缓解。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主观上是故意,且是针对在道路上醉酒驾车行为的故意;客观构成要件中的"醉酒"、"在道路上"、"机动车"均是带有法律评价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对这些要素的认识不需要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只要认识到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并从"外行领域中的平行性评价"角度理解行为的社会意义即可。

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成因及防治措施

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严重侵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行为人自身守法意识不高,传统酒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有关主体法律宣传不够,主管机关执法不够严格,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增多的重要因素。为有效遏制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全体社会成员要培养严格守法的意识,改造传统酒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主体应加大宣传力度,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规律实证研究

通过SPSS软件对1179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观察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在总体上呈现出相对轻刑化倾向。不同情节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罚裁量起到不同的作用:血醇含量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拘役刑期还受车辆类型、有无其他违法行为、自首或坦白等情节和是否适用缓刑的影响,缓刑还受到有无其他违法行为、造成损失是否赔偿、罚金等因素影响;罚金刑受到车辆类型、自首或坦白、缓刑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筛选样本提炼的血醇含量和刑罚的基本对应关系可以作为基准刑的参考。

论抽象危险犯的谦抑认定——以醉酒型危险驾驶分析为例

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切入点,分析了基于风险社会的来临所导致的刑法大量设定抽象危险犯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抽象危险犯的泛化背离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念。在对抽象危险犯进行认定时应坚持实质考察的立场,坚持行为属性与结果属性危险的双重判断,适当限制入罪扩张出罪。在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进行司法认定时,应坚持醉驾危险与公共危险的双重判断,发挥但书的反证机能,确保刑法谦抑性的贯彻。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的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两省近四年1353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十年以来,司法实务中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处理经验。但通过对山东省和浙江省2018年至2021年1353份判决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存在出罪标准不一、量刑考量各异、证据规则单一等问题。鉴于此,可以抽象危险犯理论为指导,统一适用标准、明确自首认定、完善“出刑”路径、突破现有证据规则。质言之,明确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责任要素,包括机动车、醉酒、驾驶行为、道路的认定及主观故意的内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自首的情形和可能;针对现有“出刑”路径的缺陷,建立“附前提之相对不起诉”制度;针对证据规则单一的问题,设立反证制度,排除不存在抽象危险的醉驾行为。

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研究

醉驾入刑对打击醉酒驾驶行为、维护公共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尚有困境,例如对于酒精测试结果效力存疑的问题、行为人特殊情况的应对难点以及孤证不立的情况。基于此,提出规范调查取证程序、强化人员组织工作及加强证据印证和补强等相应解决方案,促进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证据认定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化问题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公众所关注的案件,实现量刑的公正、均衡非常重要。但由于该罪立法上的特点,导致在司法工作中量刑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因此,实现该罪的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应合理设置该罪的量刑基点、基准刑,并适当确定从重、从轻情节。

L市醉酒型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L市区531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一审判决书为研究样本,对醉酒型危险驾驶刑案所整体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和量刑基本规律进行总结,以期为L市此类案件的防控和审判人员量刑提供实证参考。

危险驾驶罪基本特征及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700份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一审裁判文书的分析

本文运用相对数指标描述、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全国700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一审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成罪原因为所涉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呈现出涉案主体男性比重明显高于女性、年龄偏中年化、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是无业和务农人员且涉案时间相对集中等;在量刑方面呈现出的特征为定罪较严、刑罚较轻,车辆有无号牌、犯罪主体是否有驾照对拘役时长存在一定影响,血液内酒精含量与拘役时长存在较强的直线相关,以及主体有无驾照对入罪后是否缓刑具有较大影响等;认为应增强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社区矫正

刑法修正案将醉酒型危险驾驶列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但是,醉驾有很高的复发率,凭借社区矫正发挥社会对罪犯监督、教育的作用,实际上更有利于刑罚目的实现。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实证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案件呈骤降趋势,其刑罚普遍较轻,但其缓刑适用率与不起诉率依旧偏低。各地先后调整酒精含量标准,参考案例确定裁判规则导致的同案不同判,与交通肇事罪比较呈现的罪刑不均衡,均使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附带后果严重失衡于比例原则。可通过限制醉酒型危险驾驶入罪和拓宽出罪达到罪间平衡;做好行刑衔接,消除处罚漏洞;通过完善罪后处理,消灭微罪前科以减轻醉酒危险驾驶等微罪对行为人的犯罪影响,最终达到罪罚均衡。

关于醉酒型强奸案件审查的几点思考

一、醉酒型强奸的司法认定标准。(一)醉酒型强奸在法律上的界定及重要性。醉酒型强奸是指在被害人醉酒的情况下,他人利用其无意识状态进行性侵犯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性自主权和身体权,对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法律上明确界定醉酒型强奸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通过明确规定醉酒型强奸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能够引导司法机关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