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轻罪治理时代,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而出罪模式有限,刑事规范和政策调控对醉驾犯罪惩治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从正当性角度出发,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契合法律理念并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撑;在实践探索方面,各地区近年来对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所尝试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模式,实质上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未来应发挥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优势,探索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体系。我国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从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明确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科学设置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机制,加强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相关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

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醉驾一律入刑以来,各地司法机关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急剧增多,这是不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并严重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导致了个案不公、司法权威受损。通过对醉驾案件进行实证数据分析和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结合当下醉驾案件的特点,将短距离挪动车位、隔夜隔时醉驾、救治病人等11种情形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并辅以配套措施,从事前听证程序、考察事项、考察时间、期满后处理四个方面加以限制,从而避免醉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滥用,使醉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达到惩戒和教育的是双重目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醉驾不起诉的实践适用与体系完善——基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后的实证比较

醉驾不起诉存在地方标准多元、司法实践不统一等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醉驾不起诉裁量存在地方差异显著、裁量要素不全、从重情节权重过大等问题,《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后,仅在特定情形下统一了司法执法标准,但仍未改变裁量失衡问题,以致于并未激活相对不起诉的制度效能。究其原因,《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用了“但书”出罪路径,保留了“无从重情节”的规范要求以及存在部分法理依据不明的规定。为此,需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完善构建醉驾不起诉适用体系:一是在“起诉基础-起诉必要”结构下厘清刑事出罪体系;二是明确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谨慎适用“但书”出罪,推动塑成相对不起诉的裁量理念,引导相对不起诉的合理适用。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轻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制度研究——以醉驾案件为例

醉驾入刑已多年,虽然刑事实体法能够起到一定的规制效果,但醉驾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且实体法严厉规制方式已经产生边际效应。在醉驾案件中合理适用不起诉制度,一方面可以为解决醉驾入刑导致犯罪圈过大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程序出罪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实现醉驾等轻罪案件区别于重罪案件在审前阶段的繁简分流。目前,醉驾案件还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标准不完善,起诉裁量权适用范围狭窄,行刑衔接不畅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使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统一和完善醉驾案件中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标准,将公共利益纳入起诉合目的性的考量范围,进一步协调行刑衔接关系,并构建适用于醉驾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轻罪案件的司法治理模式及其选择——以醉驾案件为切入点

随着以醉驾案件为代表的轻罪治理工作从“治罪”迈向“治罪与治理并重”的时代转型,我国逐渐形成了轻缓刑罚、无条件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三种并存的司法治理模式。审判阶段适用缓刑、定罪免刑的轻缓刑罚模式,具有罪刑相适应、短期自由刑否定两大理论基础,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轻罪附随后果严重而预防不足的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宽缓处理的无条件不起诉模式,将轻罪案件直接排除在刑罚制裁范围之外,可以彻底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发生、减轻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但也面临放纵犯罪、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适用局限性。近年来,由检察机关根据行为人履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实践兴起,通过发挥刑罚替代、矫治预防功能,实施治理的外部激励机制,可以被视为未来轻罪司法治理的创新模式,但也需要处理好这一模式的理论非议、社会力量发展不健全等适用障碍。

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对于醉酒类危险驾驶犯罪行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分离、适当扩大适用缓刑或定罪免刑的适用范围、引入相对不起诉制度等多方面的治理方式。但是,这些治理方式要么过于强调严刑峻罚,要么过于偏重保护醉驾行为人,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醉驾行为的有效治理问题。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醉驾案件中试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引入了对醉驾行为人的教育培训、交通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等监督考察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在醉驾案件中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除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外,还可以实现代替刑事处罚、给予特殊激励、修复受损法益以及有效治理醉驾犯罪的社会效果。未来,要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上述功能,有必要对相关改革进行理论反思,借鉴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和企业涉罪案件实行合规考察的制度经验,对该制度作出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使之成为我国处理醉驾案件的基本法律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在醉驾案件中的适用——基于十省份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的分析

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能够在缓解司法资源紧张和有效规制醉驾行为之间达到平衡。"法益恢复"的出罪理由、"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依据。结合十省份司法机关对于处理醉驾案件的规定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对于客观行为性质不恶劣,社会危害性不大,再犯可能性较小的醉驾行为人,可以对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醉驾附条件相对不起诉之探讨——以“瑞安模式”为蓝本的分析

2017年11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创设醉驾附条件不起诉的"瑞安模式",这一举措在全国尚属首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模式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依据亟待论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的出台为该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参考,实践的检验和司法政策的精神为其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瑞安模式"不仅高效实现了醉驾案件的分流,而且在最大程度保障了醉驾行为人的权益,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醉驾案件的发生,因此醉驾附条件相对不起诉模式是一条值得借鉴和推广的醉驾案件出罪路径。

论醉驾附条件不起诉控制模式

醉驾入刑门槛低,导致许多无需刑事处罚的醉驾案都充斥到诉讼中,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纵使许多案件适用缓免刑,因缺乏后续有效措施,未能真正实现教育与惩戒的目的,反而创造了大量"标签"人群。在醉驾不再一律入刑的背景下,适时引入附条件起诉制度,采用非刑罚化处罚方式,进行针对性地教育和惩戒,既减少犯罪标签对驾驶者的影响,又实现审前分流的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析

刑诉法修正案中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别保护,实现特殊预防,而且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价值。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附条件不起诉立法也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罪刑条件要求过于严苛;监督考察主体不适格;附加条件不具针对性;被害人保护重视不够;裁量权缺乏有效控制。针对存在的上述缺陷,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包括:适当放宽罪刑条件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监督考察主体;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规定附加义务;被害人同意作为适用的必要条件;决定作出前应征求人民法院的意见。

考生家长求助 温情执法圆梦——丹东市人民检察院首例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纪实

“检察长，我恳求你们给我女儿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今年1月末，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和副检察长于长瑞收到一封考生家长的求助信。这位家长在信中说。自己的女儿李兰（化名）在1月5日的省艺术类高考中取得了超过国家一本分数线的好成绩。可是，李兰却在去年卷入了一起群殴案件。正在取保候审。如果被判有罪，她将无法走进大学校园，人生道路也将彻底改变。“我女儿平常很听话，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出事之后，她已经深深悔过。请你们给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它针对未成年人轻罪案件,对其不予起诉而附一定的期限和条件,再根据其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的一种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应区别于原三种不起诉制度的一种独立制度。该制度入律,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司法实践及理论论证过程,它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对该制度的程序构造,一是有法定刑、酌定条件和程序条件等适用限制;二是除法定考察条件外,可针对具体情形增加条件;三是其决定应提交检委会。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确定力问题,笔者认为在考察期外发现新的犯罪,可撤销不起诉决定,予以追诉。

关于危险驾驶(醉驾)犯罪案件不起诉参考标准的论证

对“醉驾”案件作不起诉决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围绕不同类型“醉驾”案件如何实现定罪量刑精细化,遵循“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原则,在分析全国各地关于“醉驾”案件不起诉参考标准及相关案例基础上,探索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入手,区分“应当”和“可以”两种模式,以“定性+定量”的方式来衡量犯罪情节轻微程度,从而决定酌定不起诉或者法定不起诉,并从醇类药品消毒、血样送检超期、血样违规存储、血液检验鉴定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存疑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旨在为司法实务中办理“醉驾”案件提供借鉴和参考。

企业合规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视角

从世界范围内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合规治理是当前的立法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和2021年分别开展了企业合规的两批试点工作,在目前的合规试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是,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典型案例来看,我国的企业合规案件的处理仍然存在问题,比如检察建议缺乏强制效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关系不明确以及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扩张适用的风险等。因此,为了满足实践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明智之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我国近年来积极推行的司法改革制度,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起诉便宜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进行明文规定,完善了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体系,也必将导致附条件不起诉的全面实施。

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审查适用——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工作调查为例

2012年出台的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采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力。这使得检察机关具有了一定的起诉裁量权，允许检察院根据未成年人的悔改、赔偿及考察监督等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异议，即起诉裁量权在实践中有可能被滥用。而未成年人被不起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