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犯罪酒精临界值标准法理定位与适用思辨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入罪以来,司法实践沿用的行政执法之酒精临界值国家标准由于性质不明而面临三个层面的质疑:一是该标准究竟是实体法还是证据法标准?二是单采临界值量化标准是否合理?三是酒精浓度值之检验如何对接刑事程序?借鉴具有丰富醉驾管制经验的德国醉驾犯罪相关理论和实践检视上述问题,可以明确酒精临界值之证据法准则意义,从而形成关于酒精临界值的"绝对不能驾驶"和"相对不能驾驶"的双层证据准则体系,并在刑事程序法意义上更严格地限制采样标准和采样程序,保障诉讼权利。

醉驾犯罪血液酒精含量鉴定证据客观性与合法性之判断

我国醉驾案的立案标准是驾驶人员的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由此成为醉驾案最重要的定罪证据。血液酒精含量鉴定证据证明力只有经过排除合理怀疑之后才能确定。如果在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的形成过程中,遵循了鉴定证据取得所应遵循的必要性、中立性、专门性等原则,且其中不存在无法排除的怀疑时,其客观性即可得到证明。基于驾驶权是一种法律许可的特别权利而非自然权利的观念,在驾驶人员拒不配合查验血液酒精含量值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基于合理怀疑而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例如强制截停与强制测试等。采取类似强制手段取得的证据,其合法性不存在疑问。当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的客观性与合法性存疑时,宜按照《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对驾驶人员不作犯罪处理。

基层检察院防控危险驾驶犯罪运行机制的构建——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为视角

基层检察院肩负着对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犯罪的公诉职能,而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各地检察院在办理醉驾案时存在着诉讼程序的具体操作不尽统一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的效果。为有效防控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应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建立较为完善、统一的的运行机制,包括进一步规范适用强制措施,明确办案期限,建立以血液酒精含量鉴定为核心的证据体系,正确适用不起诉决定权,以及加强诉讼监督,健全量刑监督的有效措施,等等。

惩治醉驾犯罪的四项对策

近年来,司法机关打击醉驾犯罪一直处于高压态势、但醉驾犯罪率仍然较高。笔者试对深化醉驾违法犯罪惩治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一、进一步规范办理醉驾案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在继续保持查处醉驾案件高压态势的基础上,将整治重点向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以及农民工聚集区域倾斜。

对醉驾犯罪治理困境的反思

醉驾收案量持续保持高位是评价10年来醉驾人刑治理效果不可忽略的问题。醉驾犯罪持续高位增长表明,经过10年间以刑罚处罚为主的刑事规制手段的应对,对醉驾犯罪的治理举措已经渐渐进入瓶颈阶段。取证过程存在瑕疵醉驾虽然是轻微犯罪,但取证程序并不简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困境。

抽象危险犯自身谦抑机制研究——以醉驾案件具体危险犯化认定倾向为视角

对醉酒驾驶犯罪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读龃龉体现了围绕抽象危险犯而产生的刑事政策的两难,这与对抽象危险犯的理论认识阙如有关,需在教义学意义上加以明晰化。立法论上作为犯罪不法模式的抽象危险犯虽然可以更好地满足风险社会的立法需求,但是出于刑法谦抑原则需经立法证成:即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无法满足法益周延保护的机能必要性而不得不采抽象危险犯模式。司法解释论上醉酒驾驶犯罪需进一步明确边界,从基于法益论的无可察危险的反证排除模式和基于规范论的义务符合的偶然说例外模式两方面进行合理限缩。醉酒驾驶犯罪标本式地体现了抽象危险犯证成和限缩的必要性,即教义学意义上的证成与限缩为抽象危险犯扩张提供了制度合理性的诠释论证。

黄南州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危险驾驶犯罪案件情况的分析报告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深入人心。但伴随着机动车和驾驶员数量的逐年增加,我州部分地区醉驾犯罪仍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对黄南州检察机关2017年至2019年办理的危险驾驶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该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我国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刑事司法政策历经了由入刑伊始的严厉惩处到现阶段逐步探索宽严结合的发展过程。目前来说,醉驾犯罪治理缺乏总体性刑事司法政策规划,不同地区间存在刑事司法政策不统一甚至处罚极端化问题。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应回归醉驾犯罪系微罪的本质属性,尽快统一醉驾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规范刑事裁量标准,推动构建公安机关“零容忍”、检法机关逐层分流、社会各界紧密配合的“惩防一体化”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在现有法治框架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醉驾案件依法快侦快诉快审机制,稳步推进醉驾案件办理提速升级。

醉驾入刑十年的反思与治理优化--以浙江省T市和W市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为分析

驾入刑以来多年高居刑事犯罪案件榜首。对检察机关办理的醉驾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将醉驾纳入刑法规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醉驾入刑未实现立法的预期效果,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存在较大反差、规制效果呈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司法投入与产出明显不成比例,且其正向抑制交通肇事犯罪的效果也不佳。对此,应立足社会治理现代化,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诉源治理为目标,优化醉驾的司法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