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之心与愤世之情——西周生的创作意图与《醒世姻缘传》的批判精神

《醒世姻缘传》写了一桩“阴阳颠倒,刚柔失调”的恶姻缘,丈夫狄希陈懦弱、愚蠢,妻子薛素姐悍泼、狠毒,不仅导致婚姻名存实亡,还气死了狄母与薛父,葬送了狄希陈的仕途。西周生写这桩恶姻缘,就是要劝男人竖起脊梁,女人做贤妻孝妇,其婚姻观相当陈腐。西周生的女性观更为落后,对悍妇极尽丑化之能事,对女性的正当权利也横加指责。小说大量的内容游离于恶姻缘故事之外,将笔触伸向世间乱象,指斥社会弊端,体现出西周生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论《醒世姻缘传》的药物书写

《醒世姻缘传》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章回涉及药物与医疗过程描写,具有浓厚的现实性特征,有助于故事情节的构建、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艺术效果的呈现,对世情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药物书写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论《醒世姻缘传》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醒世姻缘传》和《儒林外史》两部名著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有学者认为,前者在创作内容和创作思想上对后者具有一定的先声作用。诚然,不论是在士人百态的刻画上,还是在社会风貌的表现上,《儒林外史》都与《醒世姻缘传》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同时,《儒林外史》在创作思想中批判意识的表达和社会理想的阐发,也表现了对《醒世姻缘传》遵礼复古思想的反思与继承。

《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的形象浅析

《醒世姻缘传》前承《金瓶梅》,后启《红楼梦》,详细描绘了17世纪封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图景,精心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女主人公薛素姐漠视纲常、践踏礼教、酷悍异常、生性纯粹、不染俗尘。薛素姐性格特征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封建社会的运行法则高强度逼压,儒生家庭的文化氛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女性觉醒的影响。薛素姐是从明末清初的儒士家庭走出来的悍妇,对分析西周生的女性思想具有参考意义。

由官方传导至民间的贪腐“飨宴”——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贿赂风气的散溢趋势

《醒世姻缘传》中有大量官员受贿行贿的描写,通过将其与其他明代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明末官员的贿赂风气不仅存在于高级官员中,已扩散至底层官员及其随从亲属,甚至在百姓之中,行贿已成为通用的“潜规则”,为众人所默许。明末这种贿赂风气散溢趋势的形成,有着三重源流:制度上,明末徭役折银与援纳入监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缺席的律法监管为贿赂提供了客观条件。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腐败之风横行提供了物质条件。文化上,明末百姓对金钱盲目崇拜,社会风气滑坡。

《醒世姻缘传》的素材继承与后世影响

《醒世姻缘传》对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太霞新奏》《挂枝儿》等通俗作品多有摄取,它的书名很可能就受《醒世恒言》等“三言”命名的影响。文言小说及民间故事也是《醒世姻缘传》的重要取材来源。《醒世姻缘传》对张爱玲与莫言的小说都有明显影响。

《醒世姻缘传》中戏曲叙事意义探析

《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戏曲元素与小说本身息息相关,形成多元化的戏曲叙事。作者以大众熟知的戏曲故事来预示小说的情节走向,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形成读者期待感。同时,作者还将戏曲人物与小说人物进行类比,既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又营造出诙谐幽默的喜剧性氛围,令读者产生愉悦之感。这些戏曲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中,承担着独特的叙事功能,使小说文本与戏曲文本密不可分。

《醒世姻缘传》中“母亲”义称谓词研究

《醒世姻缘传》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长篇世情小说,描写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醒世姻缘传》中有大量的称谓词,仅“母亲”义称谓词就有27种。《醒世姻缘传》中,“母亲”义称谓词主要分为母、妈、娘三类,并以这三类为词根进行延伸,组成了不同的词。随着时代的发展,《醒世姻缘传》中“母亲”义称谓词在现代汉语的济南方言和德州方言中,有一部分仍在使用。而有一部分,则已经被历史淘汰,不再使用。

杜德桥及其《醒世姻缘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对中国古典小说《醒世姻缘传》的研究别开蹊径,可以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他山之石。他的成就在于:第一,运用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将文学作品《醒世姻缘传》看作历史文献,深入解读文本背后社会史、宗教史的内涵;第二,从文本的内部声音和外在观察两个向度,重点阅读《醒世姻缘传》中“泰山进香”回目,探讨了泰山进香史、宗教组织、财务与后勤、游山、个人动机与家庭紧张等方面的内容;第三,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新的思路,启发人们将《醒世姻缘传》从文学文本转变到社会文本研读。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醒世姻缘传》“农民”考——兼论明代吏员参充制度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中的“农民”既不是指农夫或农户,也不是粮长的俗称,而是关涉到明代的吏员参充制度:明代将初参吏员尚未考选者,以及初次考选或捐纳定拨后候缺吏员者称之为“农民”。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小说的相关情节,同时也为深入探讨明代的吏员参充制度提供了契机。

《醒世姻缘传》中监生寓京坐监书写的历史剪裁与重塑

明末清初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将两世的主人公身份均设定为监生,并选择国子监和京城为重要活动场景,再现了正统至成化年间监生从进入国子监读书到考选官职的完整过程,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细节,或可补史之缺。同时,小说又淡化了国子监的读书活动,未交代监生坐监时长,并出现个别时间错位的描述,使笔下的监生群体呈现出不学无术的状态,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国子监学风的衰败,强化了对选官制度、捐纳制度及官僚体系的讽刺与批判。小说对监生寓京生活在虚实之间的艺术加工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世情小说在处理情境之“真实”感和表达意识时的创作偏好和探索。

从人物形象看《醒世姻缘传》作者的男性立场

与其他明清小说反对门第观念、肯定男女“真情至性”相比,《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肯定多妻制,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无妒”、女德,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并不支持,反而是希望恢复传统道德伦理,建立符合封建伦理的“和谐”的男女及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男性立场”。因此,作者通过“男卑女尊”的男女、家庭及社会乱象的描述,特别是通过非正常男女群像的绘制和刻画,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男性立场”。

论《醒世姻缘传》回目的叙事策略

《醒世姻缘传》的回目包含了人物和情节等重要因素,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有机联动,互相映衬。而且回目利用预叙和倒叙的手法,制造交错的叙事时间,深刻体现作者对于叙事的把控,也使得故事更加立体、完整。同时,回目的字里行间还暗含着作者对于不同人物的评价和作者自己的道德倾向,使得小说带有道德劝诫的意味。

《醒世姻缘传》中的“没的”

《醒世姻缘传》人物对话语言里常见“没的”一词。其中“没的”分别是副词性“没的”、动词“没1的”、名词性结构“没的”。语义上,三个“没的”都具有表否定的基本语义;语用功能上,“没的”常发挥强化23和揣测功能,并具备较强的口语色彩,在口语里分布广泛,并在不同性别、身份、性格人物的对话里分布有所偏向。

《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语法特点的差异

《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是明末清初两部重要的文学著作,后者为蒲松龄所作,前者作者 未定。本文比较两书若干语法特点的差异,指出两书作者不可能相同;同时也反映出明末清初山东方言不同 区域的一些语法现象。比较的方面主要有:宾语与补语的位置;助词“可”和“着”;代词“乜”;人称代词;“的”的 特殊用法。

《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η°]音

《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ｔｉ］音李无未禹平近读刘禾先生《东北方言词探源例释》一文①，感到收获颇多，但对“打”字就是东北方言中“［ｔ‘ｉ］了一顿”的“挨［ｔ‘ｉ］”的词的本字的观点不敢苟同，认为有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

男权的失落: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小说中的“女尊男卑”现象

先秦以来的礼法一直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可是 ,在明清小说中 ,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的“女尊男卑”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 ,我们发现 :男女双方在经济、道德、情感、情欲、智能等各方面的条件是影响婚姻质量的直接因素 ;在很多时候 ,男女在婚姻中的实际地位并不由抽象的礼法决定 ,而是众多因素综合运作的结果。从更深的层面来说 ,家庭中的男权失落 。

《醒世姻缘传》中的[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试析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成书于明末清初、以山东方言写就的白话小说,在这部书中已出现了[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的若干用例。该格式用于未然语境,"了"粘附在动结式、动趋式VC之后,表示"动作结果或动作趋向实现的可能性"。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一格式是由表示实现的"VC了"式述补结构在特定的未然语境里派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