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区块链证据采信过程中的规则与困境--以第三方存证平台为研究对象

2018年9月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了区块链存证技术手段在司法应用中的合法地位。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司法领域,区块链技术与司法应用深度融合,具有其成本低、取证存证灵活、不易被篡改的优势所在。但是由于立法缺失、准入标准、行业规则尚未形成等诸多因素,第三方存证、取证平台鱼龙混杂,为法官认定证据带来一定困惑。本文旨在梳理问题,以问题作为导向,使得对于采信区块链证据的规则在法律、行业规范、技术标准日臻成熟的情况下日益清晰和明确。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与证据采信

职务犯罪日益技术化、隐蔽化,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日渐增强,传统的一般侦查措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集技术性与秘密性于一体的技术侦查是应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因此,直接授权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技术侦查的适用原则,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配套相关证据采信原则,既能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又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论“一对一”贿赂案件证据采信

贿赂案件证据“一对一”是相对的 ,而非绝对的。在证据采信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行贿人与受贿人的言词证据上 ,而应着眼于间接证据。不能以行贿人与受贿人供述相印证部分定案。我国侦查模式应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商业活动需注重合同解释与证据采信

全球每日发生的商贸活动难以计数。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商贸关系绝大多数可被视为一系列的合同关系，其可被认为是由不同的合同串联形成。比如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就可能由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勘察、设计、施工、安装，预售、销售等诸多合同构成。如果更为宽泛地看，房地产开发方之间的投资合同，其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以及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等等也可被包括在内。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与非法证据采信问题初探

一、关于行政案卷排除规则 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审查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是诉讼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知情权和质辩权的需要,也是保障审判公正的重要程序要求.有学者认为,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仅是行政诉讼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的要求.为了保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行政诉讼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不但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原则,而且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口头或书面的质证,否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支持软件过程可信评估的可信证据

近年来,软件可信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种比较共识的观点认为,软件可信是软件行为符合预期的程度.质量形成于过程,显然,建立质量信心的证据也散布于过程.软件开发过程中,主体、行为和各种保障手段则是建立软件可信的基本依据.基于证据的决策和管理是现代质量理论的核心,基于证据、数据驱动的软件工程都是试图从客观数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计划的支持下,从过程保障的角度提出了软件过程可信度模型,其中,证据作为建立软件可信、支持可信评估的基础要素,是模型非常重要且基础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该模型中的证据体系,遵循完整性、必要性、兼容性和可持续性这4项原则,基于过程管理的基本要素,通过调研以及与CMMI等软件过程参考模型的对接来提炼、定义和质证模型中的可信证据,使证据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和可比性;同时,增加了部分目前其他模型都没有涉及的证据来刻画对软件过程的可信增强,从而建立了一个从可信实体、可信行为、可信制品这3个目标进行可信保障、并覆盖软件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证据体系.该证据体系科学、客观并具有良好的公信力,结合可信度模型的其他部分,可以实现基于证据的、自底向上的软件过程可信评估,可供软件组织广泛采用.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法庭上的神经科学:如何评估脑影像的证据效力

神经科学可以为司法提供有关案件事实方面的信息,例如事实的可靠性以及实验的有效性,但回到规范性和制度性层面上的问题是,是否使用以及何时使用上述信息,取决于司法活动的目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个法律而非科学性问题。本文着重关注神经科学证据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证明力问题。通过证据规则制度,以及神经科学对于不同审判阶段的意义来讨论大脑"数据"在法庭上使用的程序、限制及原因。

从一起行政案件看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针对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对定案证据的采信不阐述理由造成司法不公的现象 ,分析了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证据制度存在不足 ,其表现在证据法的不全面、不系统 ,尤其是证据法中的证据采信原则、伪证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不具体 ;提出了完善证据制度的途径为制定完备的证据法典 。

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法律问题研究

卫星遥感数据相比传统证据采集方式存在优越性,近些年也频繁地被国际和国内法庭争端当事方用作证据。法庭在是否采信的问题上立场不一,国际法院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对其较为排斥,国际刑事法院、欧盟法院和部分国家国内法院在涉及特定事项时态度较为肯定和积极。原因和卫星遥感数据本身的特质有关,在有着无可比拟优势的同时,其作为证据仍存在个人隐私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专家证词真实性等问题。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问题集中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相互促进和矛盾性,国际社会目前立法仍为空白,国际和地区实践处于分而治之的局面。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据概念对证据三性的影响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对证据概念的重新定义。证据概念的重新定义，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仅要求我们对什么是证据进行重新认识，而且对传统的证据属性---证据的三性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文章试从证据重新定义后对什么是证据的认识入手，进而探讨其与证据的采纳、证据采信的关系，以及对证据的三性的影响。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CGA证据应用介评

随着时代发展,CGA证据逐渐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作为目前科技、经济、法律最先进和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对CGA证据应用已有不少成功范例。这主要集中于民事和刑事诉讼领域,法院对CGA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和证明力大小进行了判断。但美国现今CGA证据的使用尽管能更容易帮助查明案情,同时也存在着相关操作标准不具体和成本高之缺陷。通过对目前美国CGA证据应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电子商务与电子证据

电子商务依托现代高新技术全面改变着传统贸易的经营理念和方式 ,其表现载体数据电文应用到诉讼领域成为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 ,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证明力以及搜集采信等问题存在较大立法障碍和适用困难。必须加强研究电子商务证据新特点 ,借鉴国际组织有益探索 ,逐步建立我国电子证据法律制度 。

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反思及破解的制度机制选择

作为自然科学技术运用到诉讼中解决事实问题的典型代表,司法鉴定对于促进司法现代化、司法公正发挥了关键作用,诉讼各方赋予了鉴定意见极大的信任,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暴露,司法鉴定也饱受各界诟病。如何重新确立司法鉴定公信力,除了要在观念上重新正确认识司法鉴定的证据效力,避免“唯鉴定是从”的局面以外,还需要从管理模式、管理范围、管理手段等管理角度,鉴定启动、鉴定实施等诉讼角度,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鉴定意见认证等证据角度对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提升进行宏观考察。同时,还应当重新诠释当事人鉴定申请权的行使、鉴定技术标准的运用以及鉴定意见采信的基本模式等在理论和实务界存在的微观误区。

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电子取证

跨境电子取证过程中,侦查机关在取证前、取证时、取证后三个阶段分别面临线索获取、电子取证、证据采信三重困境。困境的产生不仅源于各国法律规定不一、犯罪形式隐蔽多变,而且与取证技术、取证可适用举措等因素相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广辟多元多方的线索来源、构建取之有道的快捷取证路径、寻求证据认定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治理。

盗窃案件证据标准统一问题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8699例文书为例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从中国裁判文书网采集38699例盗窃案件法律文书,分析法院裁判盗窃案件中证据使用的地域、法院层级、程序类别和年度分布等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盗窃案件裁判文书中对八类证据的体现程度不一致,司法机关对八类证据的采信程度不同;法官裁判案件常采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很少直接标明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据准则;法院确认或采信的证据远多于不予确认或采信的证据,法院在采信证据方面存在证据类型差异、时间差异、地域差异、法院审级差异、程序类别差异等多方面差异。改进法院裁判证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需要国家在加大案件物证取证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力度以及提高司法机关的认识程度等多方面做出努力;提高裁判机关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认识程度并加大国家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有力保障,以此促进该项证据标准落地。

刑事瑕疵证据运用实证研究

从"两个证据规则"到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再到各类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一个初具雏形的证据规则体系,但各类规范本身存在着体系性不足、明确性不够等问题。实证分析显示,瑕疵证据的运用存在诸如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之间划分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应权利没有得到保护等问题。为规范瑕疵证据的运用,未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明确瑕疵证据的补正顺序及范围;保护辩方的相应权利。

新闻偷录视听资料证据分析

在新闻采访中,记者为揭示事件的真相,经常采用偷拍、偷录手段收集证据。这种以暗访形式收集的录音、录像材料(即新闻偷录视听资料)是否具有法律上的证据能力,引起了法学家们的热烈讨论,也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点。文章拟通过对新闻偷录视听资料的特性以及实践中认定情形的阐释,分析该类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据采信情形。

试论公证证据规则的建立

目前,现行的《公证程序规则》只是从办证程序上对公证活动进行规范,公证的各类办证细则具体的可操作性也不强,公证证据规则的建立即可规范各类公证办证程序,又可保护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建立公证证据规则也是我国公证法律属性的必然要求,对公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笔者结合自身工作,谈些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