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道安对其“五失本”翻译原则的态度

释道安在长安组织佛经译场的过程中,为了指导和规范译场的翻译活动,提出了"五失本"和"三不易"的思想。人们对"三不易"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而对"五失本"思想,特别是释道安对于"失本"所持的态度问题,在认识上一直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释道安不允许译者在五种情况下失本;二是认为释道安允许译者只有在五种情况下可以"失本"。通过对释道安的佛经翻译思想进行综合分析,从原则上讲,释道安是不主张译文"失本"的,但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如果译者精通梵(胡)、汉两语,翻译水平高超,文字驾驭娴熟,译文能做到既不"失实",又更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适当做些删削文饰工作也并非不可。所以,"五失本"是释道安对译场佛经翻译所提出的一般性原则,但他并不拘泥于这个原则,而是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释道安与《西域志》

本文对释道安生平和他撰写《西域志》的时代背景及该书在西域研究中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译文的质朴和文饰——释道安的佛经汉译及其思想流变

释道安的佛经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随感而发到自觉规范的发展过程。入长安之前,他在佛经译文的质朴和文饰的问题上,观点并不十分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虞;入长安之后主持佛经翻译时期,出于规范和指导翻译活动的考虑,他的态度变得明确起来,即主张译文质朴全译,反对译文删略文饰,同时又具有十分有限的灵活性。

释道安与中古时期学问僧的培养——以长安为中心的考察

"义学"僧人的成长受两个条件的限制:佛教经典翻译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对翻译出来的佛教经论文献的深入阅读与精确理解。释道安在佛经翻译方面,接续了竺法护、竺佛念的翻译成果与中坚人才,在佛经解读方面,重视对佛经的注释与理解,在十六国时期的长安,训练培养了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的僧人,为其后的鸠摩罗什译经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假玄立论 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释道安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释道安一生研学佛理,弘扬佛法,既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理论建构者,又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和组织者,对中国内地佛教僧团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对释道安的研究历来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学术界和佛教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释道安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一、综合性的论述;二、般若思想的研究;三、禅学思想的研究;四、佛经翻译、注解、编撰经录研究。同时对释道安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试论东晋高僧释道安的佛学贡献

释道安是我国魏晋时期一位有名的佛学大家,其先后整理和组织校译了汉末以来混乱而粗糙的佛经典籍翻译工作,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也成为后来译经工作所遵从的规范教敕。他的德行和学识独步一世,无论是对于汉末以来佛学的融汇传承还是对于僧教活动的规范化管理都为后世开辟了一条独立而崭新的道路,实有承上启下的伟大作用,因而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以及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承演变也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释道安

道安（约312-385年）是中国东晋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大儒世家，早年读书，通达五经六义。12岁出家，因相貌丑陋，得不到师傅的重视，被派去干农活。但因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数年后，其师改变态度，对他另眼相看。20岁时受具足戒，并得到师傅的允许出外参学。

释道安的佛教教育思想浅析

“东方圣人”释道安，学识渊博，广泛传播教义，他组织翻译、整理了大量的佛经，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完备的佛经目录。他潜心培育学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和作法，对后世佛教及佛教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释道安弥勒信仰原因探析

东晋名僧释道安是我国弥勒信仰的鼻祖,在佛教信仰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结合佛教经典中的弥勒形象和道安的个人经历来分析,道安产生弥勒信仰的原因有三:弥勒经典所宣扬的弥勒入世救世形象与道安的入世性格相符,使道安在情感上容易接受弥勒信仰;有部宗匠向弥勒决疑的传说为道安提供了效仿事例;道安偏爱般若学,向弥勒请示般若性空之义才是其誓生兜率的主要原因。对比分析弥勒信仰和宾头卢信仰的差异,可进一步澄清决疑说中的一些争论,道安上生兜率也可能有"与弥勒一起下生成佛"之观念。

习凿齿与释道安是学术伙伴

习凿齿和释道安都是精通儒佛道的学问家。在道安到襄阳之前,他们对儒佛道理论都有一定的造诣。习凿齿在邀请道安南下襄阳的书函中,对弘扬佛法的环境营造,对如何把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以及如何加强僧团管理等,都提醒过道安,都有明确的建议。对道安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安到襄阳后,两人共研佛理、互相吸收、互为借鉴、互相解释,两人成了学术交流的亲密伙伴。

铨品译才 标列岁月——从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特点看其学术地位

从释道安访经问道,看《综理众经目录》的形成;从僧佑《出三藏记集》的编撰,看《综理众经目录》特点及其学术价值。

释道安在佛典注释上的贡献

在佛典注释领域内．晋释道安可以说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他一生遍注群籍，开创注解条例，探讨注释原则和理论，使佛典注释真正走上了成熟之路，对后世佛家＂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道安的佛教史建构与陈慧佛学贡献的被遮蔽

在汉魏佛教史研究中,三国时期会稽陈慧作《安般守意经》注义的贡献未得到充分重视,其注释《阴持入经》之功亦被埋没,其主要原因是释道安的经录未提及陈慧。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明确了《安般守意经》的主要注释者是陈慧,而康僧会只是助手。然而,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和《安般注序》皆未提及陈慧。此外,《阴持入经》的注者陈氏即陈慧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阴持入经》陈注以《安般守意经》"六情"为全经之纲要,陈氏《阴持入经序》与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可能都始作于为安世高服丧期间,又《阴持入经》陈注多引安世高一系所出佛经。然而,释道安《阴持入经序》只字不提陈慧。释道安的经录在保存佛教文献的同时,也遮蔽了佛教史的某些环节,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建构。对此,本文拟将经录与经序、经注、僧传等多样史料结合起来加以还原。

构建与交往:佛典汉译的话语意义——以释道安汉译佛典为例

话语只有在实际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才有意义。释道安的佛典汉译,在构建与交往的话语意义中,从译经理念到文本实践,从发明教理到创宗立派,从疏释辑录到信仰传播,促使佛教文化传播走向规范和系统,深远地影响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不仅为解决佛教中国化问题指明了方向,对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成长推波助澜,也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确立了典范。

再思东晋释道安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

对于东晋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学界大多理解为他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而主张向儒家忠君思想做出妥协,又或以为他出于本土化之目的而主张将儒家君臣伦理融入佛教。通过重新思考与研究,本文发现以上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道安此语的本意是讲国主与法事应当而且能够互相依托,并借此告诫弟子们正确处理僧俗关系,即现当代学术界常说的"政教关系",而与儒家忠君思想及其纲常伦理无涉。

释道安与魏晋玄学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实事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见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释道安弥勒信仰活动之考析

东晋时名僧释道安是中土弥勒信仰的首倡者,在佛教信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僧传记中有关其弥勒信仰活动的记载却杂而不详,引起一些争议。本文通过考察《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之弥勒信仰事件指出,道安接受结珠弥勒像的时间是在檀溪寺建成之后;在襄阳和长安时期他都曾举行立誓愿生兜率活动;最终,道安在圆寂前通过浴僧而感应兜率,如愿以偿。从信仰演变过程来看,道安很可能在到达襄阳前就已产生弥勒信仰,随着对般若学研究的深入他对弥勒的崇敬之情变得愈加强烈。

我国最早研究翻译理论的释道安和彦琮

一般说来,中国翻译史是始于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时开始,到北宋时基本结束,持续了近千年,时间之长,译量之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近千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是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唐代是全盛时期,北宋是基本结束时期。

释道安译经“失本”态度问题补证

“五失本”并非释道安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主张,而是他对之前以及当时汉地佛经翻译做法的总结。通过对《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三不易”以及后面相关内容的解读可知,释道安对译经“失本”的做法基本是持反对态度。释道安认为译经“失本”将会导致读者难以正确、全面地理解佛法旨趣,这是他反对译经“失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