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近年来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材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南方楚地存在着很多里。里皆有其社,社主又有“地主”、“侯土”等异名。围绕着里社的巫术活动十分盛行。从战国至汉代,里、社合一之制基本得到沿续,然而里、社分离的历史趋势已明显存在。西汉晚期,民间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另立私社。东汉初年的《序宁祷券》证明了此种私社的存在,西汉中期邗江汉墓的《神灵名位牍》和秦朝末年的周家台秦简《日书》中关于私社的内容,比文献中唯一一条材料(见《汉书.五行志》)要分别提前36年和177年。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

汉代社奈的时间，古来记载不一，《礼记·月令》只记着社而无秋社，或以为"今本《月令》已佚秋社句"。实际上，由于汉初是以建亥元月为岁首，腊月为秋九月，秋社与腊祭合而为一，因此不见秋社的记载，武帝复用夏历，春社、秋社又归完整。汉代乡村中，虽然官方仍强调以里至社，但社已逐渐与官方体系的里相分离，成为民间组织，并有自己的社宰、社祝、社祭等等。与之相应，春、秋两社形成了社祭与娱庆的统一，成为民间感大的公众性节日。这些都对汉代乡村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莆田湄洲里社妈祖宫庙调查

对湄洲岛14座里社妈祖宫庙进行了较全面的田野调查,记录相关资料和数据,并从中归纳出宫庙和妈祖信仰呈现出的特色,最后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清代珠三角的里社与乡村组织——以桑园围为例

清代桑园围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社坛,有一乡多达数百个者。与社坛对应的里社普遍存在于村落间,并在地方开发和堤围建设中,充当地方基层组织的职能。本文对里社与乡村聚落、神庙和社学关系的考察表明,由于赋役制度的变化和地方开发进程的影响,里社呈现出不规则的结构模式,既有以社辖村,也有以村统社。另一方面,里社受到庙宇组织,以及堤围防护、国家教化等的影响,形成多社一庙或一社一庙的情形,又加剧了里社组织的复杂性。

近20年来国内秦汉里社问题研究综述

秦汉时期继承了战国以来的里社合一体制,并赋予了其大一统集权制度下新的特征。同时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里和作为先秦村社遗留的社之间也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20多年来,学者们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行政系统的里、信仰系统的社、以及里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新的史料,加强从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动态考察,当成为今后学者们的着力点。

全祖望《句余土音》与甬上乡邦文献征存——兼论其“里社”唱和的继统意识

在全祖望的史学、经学研究和碑版、传序及诗歌创作中,均贯穿着征存甬上乡邦文献、表彰忠义节概这一主线。就其诗歌创作来说,《句余土音》在体现这一主线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主要通过歌颂忠节人物和乡贤循吏、征存史地和古迹文献、稽考甬上风物等三方面的内容得以体现。同时,全祖望对于甬上先辈"里社"唱和统绪强烈的继承意识,使《句余土音》不但圆满地实现了"征文征献"、延续六百年"里社"统绪的使命,而且与厉鹗等人创作的《南宋杂事诗》一样,成为清中期浙派诗人群诗文化活动的标志性作品。

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明清国家法律规定了里社制,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里社制却逐渐废弛,被民间“社会”与民间信仰所取代。“社会”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因为社会关联形成集体意识,这种共识可对超出村庄、宗族的公共事务发布禁约,从而产生地区公共秩序。国家法律与乡村秩序相互影响,在国家法律下行之时,乡村秩序则自生自发地生成回应型规则,认识和协调二者之关系,对于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

周代里社初论

本文旨在通过解剖周代的社会基层组织——里社,从一个侧面反映周代的社会性质。里社是各级领主采邑内的基层组织在周代的铜器铭文诸如《大(?)》、《令(?)》、《(?)》中有许多关于“里”、“

莆田涵江卓坡村里社神庙民俗研究——基于地方文献与仪式的探讨

卓坡村是莆田古涵江地区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文化名村、人口大村。本文基于当地的文献资料及宗教仪式,从卓坡村的里社神庙入手,简要分析卓坡村里社神庙的发展历史,以及对里社神庙中几位较为重要的神明进行历史分析和相关情况的说明。文章还将介绍卓坡村在平时生产生活中与里社神庙相关的民俗活动,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去释读卓坡村的各种民俗信仰,以及其与村内宗族社会之间的关系。

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

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土地产权变更 ,清代里社的组织和功能均较明代发生很大变化 ,且雍乾以后渐趋废弛。与此同时 ,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形成 ,它与里社之间存在着历时态沿革和共时态并存的复杂关系 ,主要职能是催纳田赋、分派差徭及应付其它官差。从长时段角度看 ,里社的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 。

铺境空间——中国传统城市居住社区的孑遗

"里"是指居住地域,"社"是指祭祀活动。中国自古就有"社祭"活动。"里必立社"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促使"里","社"结合形成了最早的社区形式——里社。"铺境"作为县以下的城乡区划单位在泉州的遗存,是特定历史背景和地缘条件下的产物。泉州的铺境包括社祭活动和居住地域两个基本要素,是远古"里社"的孑遗。本文以泉州的铺境作为传统城市居住社区研究的切入点,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审视里社、铺境和社区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其中人文内涵,提取其中积极因素,为当代城市社区理论研究与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略论秦汉时期民间的社神信仰

社神信仰发端于原始先民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先秦时期 ,社神地位很高 ,社祭是最隆重的祭祀典礼。秦汉以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认识水平也不断上升 ,社神的神圣色彩开始逐渐消退。社神在百姓心目中不再是敬畏崇高而是亲切自然 ,地位呈逐步下降之趋势。社神从神坛逐渐步入民间 ,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变得日益人格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秦汉时期的民间之社有乡社、里社及人们自发组织的私社。

“跳岭头”与秋社互融的社会人类学探微——以钦州为例

随着人们对娱乐等社会性需求的加强,官方允许的社祭反被民间用作祭祀各种庞杂神灵的迎神赛社的理由。"跳岭头"持续一定时间长度的狂欢与酬神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与社祭的种种需求契合、秋社与秋傩又在时间上吻合,种种历史巧合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跳岭头"被吸纳进秋社中;社也成为"跳岭头"内涵的重要组成,并被利用来划分"岭头"一定分布区域内的信仰范围和组织仪式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内化为"跳岭头"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1980年以来国内先秦、秦汉"社"问题研究综述

先秦、秦汉的时代的社祀活动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基层民众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0年以来,国内学者就社祀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摆脱拘泥于民俗和思想狭义范围的研究惯性,加强对"社"与国家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秦汉大一统政权理念主导下"社"相关问题的研究,当引起先秦、秦汉史研究者们的关注.

记《晋当利里社碑》

晋当利里社残碑,拓本石印见近人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1929年印行)。据载出于洛阳,出土情况不明;碑额及下部残缺,余存部分高建初尺二尺九寸,广二尺六寸五分;碑文中有"祚与晋隆"、"当利里社"等语,故定名如上。碑文为: □昔勾龙能平后土祀以为社列仙氏(?)能□(下缺) 焉春祈秋荐业隆于万叶声垂兮雅篇且□(下缺) 宇于是社正朱阐祖(?)

立社与分封

一立社是同分封制并存的社会现象,反映着古人对土地的崇拜心理。什么是“社”?《说文》云:“社,地主也。”《周礼·大司乐》:“土示,五土之总神也,即谓社。”社又称“后土”,与主宰上天的“皇天”相对应。《尚书·武成》:“告子皇天后土。”什么是“立社”?为什么立社?《白虎通·社稷》云:“封土立社,示有土尊。”该书《祀典》篇又说:“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极功也。”

句龙氏后土的来源迁徙及社的崇拜

句龙氏以句龙为图腾,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能平水土,被选为部落联盟的土正,被祀为后土,成为炎黄族团的社神,以后发展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所崇奉的社神。社神与稷神合称社稷,成为中国历朝作为国家保护神,且成为中国历朝的国家标志的名称。一、句龙氏后土的来源最早记载句龙氏后土世系的史籍,要算《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十有二。”《国语·鲁语上》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略同《国语》之说,不过改“九有”为“九州”,实则“九有”、“九土”皆当解为九州。而《汉书·律历志下》:“《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韦昭注:“

秦汉时期的里

“里”是秦汉封建国家的基层组织,无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对秦汉乡里制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乡、里、亭的统属问题上,本文试图对“里”制度本身作进一步探索。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社

关于法社的性质,中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或者把它看作由在家的与出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宗教团体,或者认为它是由出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宗教组织。本文依据北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及其它有关材料,指出法社实际上是祟信佛教的传统里(邑)社,法指佛法,社指春秋二社。并对法社的活动内容与法社的理论依据《法社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