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的关系

目的:探讨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和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某男子重刑监狱的192名服刑人员,采用社会支持量表(服刑人员版)、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评估。结果:样本的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3、-0.24),与CD-RISC得分呈正相关(r=0.25);CD-RISC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4、-0.31),均P<0.01。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4、-0.06,占总效应的22.2%、33.3%。结论: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可能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重刑主义本体论

重刑及重刑主义在当代国内外刑事立法及刑事政策上有复苏的倾向,理论上对其研究较少且我国古代历史所呈现的重刑主义也有不适用当代的情况,为此需要对重刑主义本体进行古今对比研究。重刑主义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理念。为了将当代与古代的重刑主义概念作区分,将之分为传统重刑主义与修正重刑主义。通过梳理古代重刑、重刑主义的内涵及在入罪层面、刑罚层面及刑罚执行层面具有严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在对其反思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修正重刑主义。修正重刑主义是在酷刑概念对古代重刑主义进行筛选剔除后所形成的当代概念,具有人道性(主义)的本质内核、法定性及适用范围特定性等特征。重刑主义本体论在为重刑主义“正名”的基础上回答了古代重刑主义及修正重刑主义“是什么”的核心内容,对当代刑事立法趋势及刑事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填补研究空白。

沈家本思想与当代重刑主义思潮的检讨性反思

轻罪时代的到来引发了轻罪治理难题。轻罪涉及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在犯罪维度和刑罚维度均表现出潜在的重刑主义思潮,包括犯罪圈扩大趋势和轻罪重刑风险,存在悖乎义、乖乎情、失其序、违乎礼的可能性。如何应对轻罪时代的潜在重刑主义思潮,从百年前的沈家本思想中可以找到答案。在犯罪维度,明晰法律和道德在犯罪评价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礼与刑“自是两事”,入罪时坚持“律无正条不处罚”,出罪时“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在刑罚维度,“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刑罚配置实现“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刑罚执行坚持“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以契合“义、序、礼、情”四端,防范当代重刑主义的潜在风险。

“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证研究——以A市人民检察院B分院办理的重刑案件为样本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改革探索的深水区,也是真正实现认罪认罚全覆盖的关键。而“重刑案件”是重罪案件的“重中之重”。因此,应当通过界定重刑案件的范围,厘清认罪认罚适用现状,科学设置适用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其更大效能。

刑法立法重刑化的无序扩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分析对象

我国的刑法立法重刑化显露出无序扩张的趋向,《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罪和污染环境罪法定刑的加重调整是典型体现,对此如何有效控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刑法立法受预防性刑法理念主导,加上报复性情感的过多影响,是重刑化立法无序扩张的主要原因。单纯强调轻刑化或者限制重刑的司法适用难以发挥刑法回应社会需要的功能。罪刑该当性理论主张法定刑配置调整的支配性因素是犯罪严重性,对规范预防性和报复性因素在重刑化立法中的影响具有重要功能。重刑化立法应受制于犯行的严重程度,若某一犯罪的严重性没有升高,不宜仅凭预防和报复性因素而加重其法定刑,即使要对变重的犯罪上调法定刑,也应遵循侵害法益的“个数标准”,避免为侵害法益个数少的犯行配置过高的法定刑,唯此方能实现罪刑该当性。

金融犯罪立法“重刑化”问题研究及应对策略——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切入口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高空抛物、妨害安全驾驶等行为的入刑标志着“轻罪立法”时代已然到来,轻微罪已成为我国刑事领域最主要的治理对象。基于对于人权的重视和保障,未来轻罪立法仍然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但是,金融犯罪立法的修订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却呈“逆行”态势倾向于重刑化趋势发展。本文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提高了部分金融犯罪最高法定刑标准;二取消了罚金限制范围,设定了无限罚金刑;三部分经济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四证券罪名适用范围不当扩张。一直以来,我国以“抑制”模式管控金融市场,对金融犯罪施以重刑罚就是其具体化表现,此举不仅违背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甚至会抑制相关企业改革创新的步伐。所以本文就以此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遏制重刑：从立法技术开始

刑法的立法规定模式,属于技术性问题。而中国刑法立法规定的重刑过多,与立法规定模式有重要的关系。从中国刑法立法的死刑过多、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过高、财产刑的广泛并科等方面,可得出我国刑法重刑倾向的结论。立法技术的缺陷,是导致我国立法重刑化的主要原因。遏制重刑的努力,可至少从改变不同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衔接式规定方式、改变自由刑的行刑裁量无限制对死刑的压力、改变以并科为主的财产刑导致的刑罚趋重倾向等技术性措施入手,以达致中国刑事立法的合理化。

法家重刑思想的现代省察

法家学派最早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重刑思想,其核心是“轻罪重刑”。通过对其重刑思想进行逻辑分析,可见其逻辑前提存在失误。对法家重刑思想进行现代省察,更使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旗帜鲜明地反对重刑主义。

论销售假药罪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消解

《刑法修正案(八)》对销售假药罪的修正必然引起司法运行的变化,这一修正是否适当应以司法运行的实际情况予以说明。通过对有关司法判决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销售假药行为被定罪科刑。这是由立法修正和司法适用中的重刑化倾向共同造成的,在立法修正上,因假药的认定采用的是行政法的形式标准,销售假药的行为是否蕴含了实害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值得反思;而在立法已经修正的情况下,应通过能动司法消解立法带来的问题。

法家重刑思想浅析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厚赏重罚 ,刑多赏少 ;轻罪重刑 ,以刑去刑 ;不赦不宥 ,刑人必得 ;族刑连坐四个方面。造成法家重刑思想的原因 :一、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 ;三、法定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从而得出法家重刑思想既有强调刑罚适用的普遍性、严肃性积极的一面 ,同时又有其过于夸大暴力强制作用 ;把法律理解为治民、防民之具 ;

重刑考

重刑,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在中国刑法史上长期存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法学家发表过不少的宏篇伟论,对重刑高唱赞歌,力证重刑对治国安邦之不可或缺;肉刑的存废之争,更延续了上千年。重刑的价值取向在全社会有相当普遍的共识,不仅统治者对其情有独钟,一般善良百姓也津津乐道,直至现在,重刑思想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整体趋轻,“两极”走向——调整我国重刑化刑罚结构的政策思路

一、重刑化设置:我国刑罚结构的定性 对我国当前刑罚结构的轻重问题,刑法理论界在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即认为从1980年至1996年刑法施行的17年中,我国刑事立法中已通过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存在着明显的重刑化倾向.

《折杖法》对宋代刑罚重刑化的影响

《折杖法》的制定与实施使得宋代五刑体系名存实亡,主要表现为:主刑种类减少,刑种配置不合理。为遏制犯罪,宋政府通过颁敕和编敕,规定或创设新刑种,形成以臀杖、脊杖、编管、配刑、死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凌迟亦成为常用刑,结果使宋代刑罚较唐代更为严酷。宋代制定与实施《折杖法》,本欲轻刑,但导致刑种配置缺乏科学性,刑罚轻重失衡。

重刑主义的蜕变

重刑主义曾在人类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时代,也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重刑主义已经逐步在人类社会呈现蜕变的趋势。笔者从社会结构变化、犯罪学研究新成果的影响、行刑效果与刑罚经济思想的影响、刑罚人道化、合理化思想的影响等角度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探讨了重刑主义已无滋生的土壤。

云南重刑女犯子女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女性犯罪,特别是恶性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呈上升的趋势,直接导致我国收监的重刑女犯的人数不断增多,而重刑女犯子女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把重刑女犯子女纳入弱势群体的范畴来分析,并根据云南重刑女犯子女权利保护的现状,结合云南的具体实际探究其保护对策,可以引起社会的重视,从而更好地保护重刑女犯子女的权利。

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倾向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目的为了解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倾向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抽取贵州省某监狱408名男性重刑犯,以《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问卷》和《攻击行为问卷》为研究工具,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结果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不高,呈现较矛盾的心态(乐观倾向0.32,乐观3.48,悲观3.15)。不同乐观倾向的重刑犯在愤怒(F=7.539,P<0.01)、敌意(F=9.785,P<0.01)和躯体攻击(F=3.922,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攻击行为与乐观呈负相关(r=-0.077^-0.125),与悲观呈正相关(r=0.036~0.203)。敌意对悲观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_(adj)~2=0.039,β=0.242),愤怒与言语攻击对乐观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R_(adj)~2=0.035,β值分别为-0.212、-0.187)。结论乐观人格倾向对攻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宥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

反思中国古代重刑主义

重刑主义源于对重典治国的迷信,性恶论和法家思想是其理论根基。儒家的政治架构与法家的重典理念在刑罚制度上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制度合流,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到今天仍需反思这个问题,确立个人权利、建立包容制度环境是抛弃重刑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