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理性检视

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刑事政策立法体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类罪名增多、入罪门槛较低以及刑法打击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面临规制该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不够协调、违法犯罪行为治理的信息交流不够通畅以及司法适用偏离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轨道等问题。一方面应通过建构社会共治体系防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重刑化立法不应超出比例原则的限制。当前拓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为时尚早。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罪名设无限额罚金刑存在不妥,应改为设上限和下限的罚金制。还要确保法院对适用缓刑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同时宣告禁止令以及规范适用禁业规定。

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之法社会学思考

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全面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之中,但其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态势,相反却阻碍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和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弱化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属性。滥用毒品行为既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和需求层次提升受阻产生的副产品。"重刑治毒"既缺乏合理性,也缺乏可操作性。毒品犯罪与滥用毒品之间具有紧密的正比例联系。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理性认识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并将国家治理毒品犯罪的重心前移至减少滥用毒品(包括减少存量和防止增量)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