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政策的法社会学反思——以食品安全焦虑为视角

当前,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多发,社会的食品安全焦虑心态逐渐显现并持续蔓延。反映到规范层面,这种社会心态则会导致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政策。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焦虑情绪不仅会使立法者高估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危害程度,也会使司法者高估其危险概率,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对重刑治理的青睐。而欲使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政策回归本源,治理食品安全犯罪时,立法者与司法者应以刑法治理的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预防的适度性原则为立场,克服焦虑情绪对治理态度的偏向性引导。同时,在技术层面,立法者应以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为参照配置法定刑,司法者应以行为的实际危险概率为标准确定认定范围,扭转焦虑情绪对治理手段的偏向性引导。

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理性检视

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刑事政策立法体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类罪名增多、入罪门槛较低以及刑法打击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面临规制该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不够协调、违法犯罪行为治理的信息交流不够通畅以及司法适用偏离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轨道等问题。一方面应通过建构社会共治体系防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重刑化立法不应超出比例原则的限制。当前拓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为时尚早。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罪名设无限额罚金刑存在不妥,应改为设上限和下限的罚金制。还要确保法院对适用缓刑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同时宣告禁止令以及规范适用禁业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