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倾向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目的为了解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倾向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抽取贵州省某监狱408名男性重刑犯,以《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问卷》和《攻击行为问卷》为研究工具,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结果男性重刑犯乐观人格不高,呈现较矛盾的心态(乐观倾向0.32,乐观3.48,悲观3.15)。不同乐观倾向的重刑犯在愤怒(F=7.539,P<0.01)、敌意(F=9.785,P<0.01)和躯体攻击(F=3.922,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攻击行为与乐观呈负相关(r=-0.077^-0.125),与悲观呈正相关(r=0.036~0.203)。敌意对悲观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_(adj)~2=0.039,β=0.242),愤怒与言语攻击对乐观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R_(adj)~2=0.035,β值分别为-0.212、-0.187)。结论乐观人格倾向对攻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

探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对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效果.方法:利用《罪犯个性分测验-COPA-PI》、《罪犯心理状况分测验COPA-TCMI(IV)》对福建省某监狱500名重刑犯进行施测,数据统计分析后根据犯罪思维、悔罪心理分值筛选出82名被试.再根据参与团体辅导基本要求进行筛选后余52名被试.随机抽取24名重刑犯为实验被试,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进行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控制组不作处理.结果:实验干预后实验组被试犯罪思维得分显著降低,悔罪心理得分显著提高,且与控制组被试有显著差异.控制组被试前后测数据没有差异.结论:采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对重刑犯悔罪心理及犯罪思维和认罪态度均有较好的干预效果.

重刑犯人格类型的聚类分析

目的:探讨重刑犯人格类型的划分模型.方法:以福建省四所监狱的678名重刑犯的COPA的测验数据为基础,在12个临床分量表的水平上对重刑犯进行分层聚类.结果:通过对重刑犯人格特征的聚类分析得到独立---怯懦,冲动---激惹,可控---稳定和依赖---退缩四种基本人格类型,四种人格类型的重刑犯在COPA各临床分量表上得分除聪敏分量表外,在其它11个临床分量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重刑犯人格类型分为独立---怯懦型,冲动---激惹型,可控---稳定型和依赖---退缩型四种,监管人员可根据这一分类模型,针对不同类型的重刑犯进行分类矫治.

重刑犯人格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目的为了解重刑犯人格基本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为监狱在教育改造重刑犯、对重刑犯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中国罪犯心理测试个性分测验》(COPA-PI)问卷对福建省四个监狱随机整群抽取678名重刑犯进行施测。结果与常模相比,重刑犯除了外倾、变态心理的人格特征与常模无显著差异外(p>0.05),在聪敏、同情、从属、波动、冲动、戒备、自卑、焦虑、暴力倾向、犯罪思维等因子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文化程度对聪颖性、同情心有正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12.2%和19.2%,对从属性和戒备心理有负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的变异量的10.3%和9.3%;家庭经济状况对聪颖性和自卑性有负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11.5%和9.5%;判刑次数对波动性、戒备性和暴力倾向有正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8.7%,9.5%和9.1%;婚姻状况对自卑性有负向预测作用,能解释变异量的9.1%。结论重刑犯与普通罪犯存在人格差异,比普通罪犯有更多人格缺陷,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判刑次数和婚姻状况对罪犯人格有一定影响,需要根据其人格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矫治策略。

新入狱重刑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目的研究重刑犯在新入狱时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以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工具,对陕西省某重刑犯监狱的144名罪犯进行了调查。结果新入狱重刑犯在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上差异显著;不同刑期的罪犯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因子和总分上差异显著(F=4.20,P<0.01;F=4.67,P<0.01;F=4.20,P<0.01;F=4.90,P<0.01);不同年龄的罪犯在躯体化因子上差异显著(F=3.57,P<0.05);不同婚姻状况的罪犯在恐怖因子上差异显著(F=4.079,P<0.05),不同犯罪类型的罪犯在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上差异显著(F=3.958,P<0.05)。结论需从重刑犯的特殊性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及早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以促进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预防与矫治。

《刑法修正案(八)》视角下重刑犯监狱教育改造面临的变化与挑战——基于福建省某重刑犯监狱的调查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执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给监狱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增加了难度,也给罪犯教育工作带来了变化和挑战,尤其是对限制减刑人员影响深远。本文基于对福建省在押重刑犯构成分析,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刑犯改造政策的影响,提出当前重刑面临的挑战,探讨监狱在重刑犯监管改造模式的创新。

女性重刑犯心理健康状况及矫正策略

为了解女性重刑犯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出矫正策略。运用scl-90量表对用385名女性重刑犯进行问卷调查。女性重刑犯在躯体化、强迫和其他3因子上得分大于2,但小于3,其余因子得分均小于2。家庭融洽度不同,女性重刑犯在scl-90各个因子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重刑在躯体化、强迫和恐怖因子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后的女性重刑犯总体较为良好。家庭融洽度和受教育水平影响女性重刑犯心理健康状况。

1例重刑犯自刎急救的心理护理

重刑犯常为社会所关注,而且影响极其恶劣,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在案件未调查清楚之前,犯罪嫌疑人又采取极端的方式自刎来结束生命,以此来掩盖事实的真相。通过多种医学技术手段对其救治,并在救治的过程中,加强有效沟通、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等治疗手段,使其放弃再次自杀的念想,积极配合治疗,协助警方办案[1]。本科于2012年7月23日收治1例重刑犯,犯人自刎后被＂120＂急救中心送入本院,入院后开辟绿色通道行手术治疗,

重刑犯改造的新情况与心理矫正的新作为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增加重刑犯监管和改造工作的难度。教育改造工作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传统的行刑模式和矫正教育模式面临着全新的考验。本研究以福建省某重刑犯监狱在押的罪犯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从重刑犯改造心理的角度做出了新研究、新分析,提出应有针对性地运用心理矫正技术并建构心理矫治支持系统。

积极取向团体辅导对重刑犯同情心的干预研究

目的:为探明积极取向团体辅导对重刑犯同情心干预效果.方法:以漳州监狱男性在押重刑犯15人作为实验组,15人作为对照组,对其同情心水平进行团体辅导干预.在团体辅导前、结束及结束后4周时施测COPA-PI的同情心分量表.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COPA-PI的同情心分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在辅导结束后(5.73±0.79/3.80±0.26,t=5.80,P<0.001)和结束4周以后(5.60±0.9/3.93±0.28,t=4.521,P<0.001)实验组同情心量表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内,干预前、后及追踪测试同情心得分差异边缘显著(4.00±0.93/5.73±0.79/5.60±0.91,F=4.71,P=0.06);对照组内前测、后测及后续追踪测试得分均差异不显著.结论:团体辅导对提高重刑犯同情心是可行的,有效的.

提升女性重刑犯复原力的团体干预

目的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在提升女性重刑犯复原力水平方面的作用。方法将40名女性重刑犯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20名,进行为期8次的团体心理辅导。采用复原力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运用描述统计和t检验。结果复原力和自我效能感得分,实验组前测与后测、前测与追踪测查存在显著差异(t=-8.33,-7.82,-5.84,-4.47;P<0.001);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7.90,7.03,4.88,3.87;P<0.001)。结论团体心理辅导能有效提升女性重刑犯复原力水平。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刑犯监狱的影响及对策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的数据,《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刑犯监狱有较大影响。一是对重刑犯心理的双重影响,积极影响是增强了刑罚对重刑犯的威慑作用以及重刑犯对刑罚的恐惧心理使重刑犯感到悔恨有利于其接受改造,起到了预防改造倒退的作用;消极影响是重刑犯出现不同程度的消极心理和偏激行为,可能会加重重刑犯的监狱人格。二是对重刑犯监狱的警察产生的双重影响,由于新刑法增强了刑罚的威慑作用而强化了监狱警察对监狱事业的信心,却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以及与罪犯之间沟通的困难。应分别针对重刑犯、监狱警察、监狱机关等制定应对策略。

重刑犯及其改造浅议

根据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劳改实际部门,通常被称为重刑犯。

浅谈“变法”后重刑犯监管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即"变法"的出台后,监狱监管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罪犯消极怠工、悲观厌世、监狱设施难以为继、民警职业风险增大等。应据新规定做出一些调整,如完善监企分离、建立动态评估制度、加大监狱设施建设和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民警依法行使职权。

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对重刑犯的影响及其作用研究

利用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广东省某监狱的30名重刑犯进行连续4个多月共12期的辅导干预,每次活动时间2小时左右。通过后期对警官的访谈和服刑人员的自述等,结果表明辅导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表明利用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重刑犯的心理各方面有明显的干预效果。

把重刑犯人和恶狗关在一起/人心皆有善念

哲理的故事：澳大利亚一家臭名昭著的监狱，里面关押着的都是一些让人闻风丧胆的重刑犯——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

拯救心灵 重刑犯打赢艾滋索赔官司

这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故事。14岁的少年李红喜吵架中被人一刀捅伤摘除了左肾,行凶者潜逃,心理失衡的李红喜把凶手不能归案的愤恨转化成对社会的仇恨,伙同他人多次持刀抢劫长途客车并组织越狱,未满18岁的李红喜被湖北襄樊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高墙大狱内,幡然悔悟的李红喜获减为有期徒刑17年。不料,减刑后艾滋病毒的阴影又一次击碎了他的人生希望,为了拯救李红喜的心灵,监狱警察、律师、法院法官多方援手,历经艰难帮他打赢了感染艾滋病毒的索赔官司。2007年春节,李红喜在狱中得知判决已经得到执行的消息后,写信向父母亲表示:出狱后一定要好好回报社会对我的关怀、回报生我养我的父母……

把重刑犯送回社区服刑违背“罪行相适应”原则

《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2日报道说,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首批将20名杀人、抢劫、伤害等暴力犯罪的重刑犯送到社区服刑(回家服刑)。

人际关系对重刑犯心理健康影响浅探

监狱中服刑长达10年以上的重刑犯,在封闭的监改环境中,势必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本文用SCL-90量表对重刑犯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并将重刑犯与狱友及管教干警之间的人际关系分为"一般"、"较好"和"好"三个层次。结果表明:重刑犯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p<0.001);监狱中人际关系好的犯人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好,与干警关系主要影响重刑犯的恐惧水平。因此,改善狱友和干警的关系,能够一定程度地提重刑犯高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助于他们再社会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