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讨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刑轻民"特点在历代法典的制订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相应的体现,而其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之形成和发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古代中国法律中的这一特征,源于古代"刑起于兵"的传统,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同时又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着力扶持。

古代“重刑轻民”法律传统的成因及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刑轻民"从字面上理解,即重视刑法的保护功能,通过刑法的特殊性进而规范人民的行为,通过惩戒犯罪来维护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重刑轻民"这一特殊的传统与特点深深植入在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土壤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古代社会,对于"重刑""重典"的运用是维护这三者关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重刑轻民"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力,使它在原始生成的条件已经丧失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续生力。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转变与更新,提高人们"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析

"重刑轻民"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点。"重刑轻民"不仅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在司法方面表现为刑法的刑罚化和民法的刑罚化,而且还在律学上表现出了律学的刑名化。本文在阐述"重刑轻民"表现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虽然法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但"重刑轻民"的传统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重刑轻民"进行研究。

浅谈中华法系的重刑轻民特点

中华法系作为法制史上的概念,是清以前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体系的统称,它在古代世界诸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华法系数千年发展过程中,无论就历代统治者在法律创制和运用中重刑事轻民事的主观倾向,或刑事法律发达而民事法律落后的客观现象来说,始终贯穿着“重刑轻民”的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华法系这一特点的表现及其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论“重刑轻民”与“宗法关系”

＂重刑轻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与传统，集中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刑法的刑罚化、民事的刑法化以及律学的刑名化；这一特点和传统的形成与导源于＂宗法关系＂的政治权力关系、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密切关联。在已确定＂平等主体＂、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应倡导平权型的法律调整。

重刑轻民辨析

重刑轻民的认识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它对中国古代法制虽然有一些正确的反映 ,但低估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程度 ,也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

“重刑轻民”的辩证思考

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首要课题。本文从经济形态的法制内涵中揭示自然经济形态“重刑轻民”法律体系形成的必然性，探寻商品经济形态“重民轻刑’的真实含义，合乎逻辑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应是“刑民并重”的法律体系。本文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与现实诸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乃‘重民轻刑’的法律体系”的论断提出了质疑。

中华法系的重刑轻民特点

西北政法学院的赵长生认为,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他把这一特点的主要表现归纳为三点。一、民事法规既少且无独立地位。成文法典始祖《法经》共六篇,皆属刑事法规。云梦秦简大部分属刑事法规。涉及民事的仅见于金布律、杂律中少数条文。汉《九章律》除兴律、(?)津属行政法规外,盗律、贼律、囚律、捕律,具律的全部和杂律中的大部皆属刑事法规,只是户律和杂律里的少数条文属民事法规。两汉的诏令汇编有三百多篇。

关于中国古代重刑法轻民法问题

中国封建法律经过二千多年的缓慢发展过程,至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政治法律涌入中国,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法律才开始解体,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封建法律表现出重刑轻民,民附于刑。

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

清末修律是在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与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民律作为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可从这一历史语境中得到诠释,西法东渐以后,中国传统法文化及其价值准则遭遇到来自西方法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严重挑战,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诸法合体、重刑轻民、权利等差、家族本位、义务本位等法传统及法观念受到极大的摇撼,师夷变法、诸法并重、追求权利、男女平等、个体独立等观念在海禁大开以后以各种渠道渐入人心,这种观念的变迁为清末民律的修订制造了舆论并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清末民律草案的出台。文章即是从法观念对立法的影响这一角度阐述其要旨的。

民刑交叉案件诉讼模式的多重视角考察

目前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是"先刑后民",该模式因忽视被害人权益等弊端而备受争议。现理论界所提倡的"民刑并行"模式旨在解决"先刑后民"的不足,但实际操作效果并不理想。相比而言,"先民后刑"诉讼模式更具合理性,该模式有助于夯实刑事案件的裁判基础,有助于遏制重刑主义倾向,有助于最大程度的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同时有助于司法效率与社会和谐,故而具有实践中的可行性以及理论上的正当性。

关于起草民法的几个问题——陶希晋同志在我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这次来是征求各方面对民法草案稿的意见,没准备来向同志们讲什么话。今天我只谈一点关于起草民法的问题。讲三个问题: 首先,讲讲制定民法的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工作着重点已逐步转入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浅谈民法与市民社会

我国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使得民法在我极不发达,而民法作为私权利的保障法,其实现又有赖于市民社会的建立。笔者通过对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力求对我国民法的实现理出一些头绪。

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选择——对一个边缘问题的多重视角考察

民刑交叉案件诉讼模式的选择不仅关涉诉讼效率问题,还与被害人的权益、被告人的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以及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备受争议,目前理论界所提倡的"民刑并行"模式虽旨在解决"先刑后民"所带来的问题,但实际操作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先民后刑"诉讼模式有助于夯实刑事案件的裁判基础,有助于遏制重刑主义倾向,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同时有助于司法效率与社会和谐,故而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实践中的可行性。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史(一)

中国传统法律之中并无民法的概念,也无民法的典籍。人们维持以“户、婚、田、土”为内容的民间秩序,大多仰赖礼俗;至于纠纷,则通常交由社会基层的自治组织,譬如宗族,以调解的形式加以平息。质言之,这并非制度,而是文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乡土模式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节省公共资源。可是,在近代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之下,该模式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既无确定的规范,又无通行的程序。中国传统法律因而被扣上了“重刑轻民”的帽子,忽视民法则被视为国族蒙昧、法制落后的重要特征。

民法典诞生的时代意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中国首部民法典,我国真正步入民法典时代。忆往昔,囿于中华法系历来"重刑轻民"的传统,认为"对于私人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与公益无涉,遂视为细故",我国古代多为刑民一体的立法例,民法所涉之事项规定甚少。看今朝,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立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课题。

打造山西知识产权强省下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长期以来“重刑轻民”的传统思想观,对于打造山西知识产权强省带来消极负面影响,民营企业作为打造山西知识产权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过度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容易受到刑事追责。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诞生极大地缓解了知识产权犯罪防范方面的不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为契机,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构建和完善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设计。从知识产权犯罪的定义、特点入手,在认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恪守罪刑法定原则,面对打击与治理中的困境,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中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寻求新的治理路径。

经济犯罪与法制建设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以上,成为亚太乃至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无庸讳言,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也破门而入,泥沙俱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领域犯罪也呈上升趋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经济犯罪的特点、原因及法制的对策谈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