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故事看《花影集》、《绣谷春容》和《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及其与《百家公案》的关系

《百家公案》第二回《判革停猴节妇坊牌》和第五回《辨心如金石之冤》,其故事源流最早是《花影集》卷二的《节义传》和卷三的《心坚金石传》。但后来的《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书也收了这两个故事。本文认为,《百家公案》既不是直接来自《花影集》,也不是直接来自《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而是来自另一个已佚的本子或者杂采三书而成。

清醉耕堂本《水浒传》绣像、图赞系统研究——以重刻醉耕堂本为例

醉耕堂本是《水浒传》在清代出现的第一本有图赞的版本,此本引用了明代陈老莲所作的《水浒叶子》人物绣像、图赞,开《水浒传》小说绣像本的先河。重刻醉耕堂本是醉耕堂本的翻刻本,它重现了醉耕堂本的原貌。此本中夸张、幽默的绣像、独到又富于个性的图赞,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堪称清代《水浒传》图赞本中的典范。

武威重刻剪纸的流变及其特点探析

武威重刻剪纸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刻纸的剪纸。因其剪刻纸张厚度和刀具均需用力重刻,因此称之为重刻剪纸。武威重刻剪纸2010年被列为武威市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吴峰天为第二代传承人,儿子吴旭鹏为第三代传承人。通过几代传承人的作品,我们看到了武威重刻剪纸原始、古朴、粗放、厚重及神秘的特点。武威重刻剪纸如何传承,如何保护,如何"活态化"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笔者2012年11月28日对吴峰天先生做了专程采访。现从武威重刻剪纸历史渊源、传承关系、独特性、价值以及吴峰天武威重刻剪纸的表现符号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探析武威重刻剪纸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厢记》重刻现象下的利益与话语权

不断重刻同一本书籍是明代书坊的一种刊刻现象。重刻的背后,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利益的驱使。但是,随着明中后期社会人员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特别是大量落第文人滞留城镇,科举不第所产生的失落感,令他们转而从文化的角度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由此,推动了晚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蓬勃发展,而晚明发达的印刷业更促进了大众文化的繁荣。

《合集》6834刮削重刻考察

《合集》6834内容重要,大書特書“■■”之事。記録戰事特别,多辭經刮削重刻,其中辭(3)經“兩刮三刻”,追記作戰過程及結果,書藝精湛,足見該戰事意義重大及商王朝對此事的重視。

读林希元《重刻〈易经蒙引〉叙》札记

林希元，字茂贞，号次崖，明代泉州府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县）人。生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逝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年）。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进士。官至北京大理寺丞。嘉靖二十年辛丑（1571年）冬去职返乡，从此致力于理学，潜心着述。他远宗程朱，近承蔡清《蒙引》。有名着《易学存疑》、《四书存疑》、《文集》流行于业。今读林希元《重刻〈易经蒙引〉叙》，有所感而笔记如下：

桂林虞山《舜庙碑》明代重刻考略

桂林虞山《舜庙碑》镌刻于大唐建中元年(780),是桂林石刻乃至广西石刻中的精品,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桂林虞山现存的《舜庙碑》其实是明代重刻的。嘉靖十二年(1533),桂林知府姚世儒命工深刻《舜庙碑》,同一年在虞山上深刻的还有朱熹撰、吕胜己书、方士繇篆额的《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

《合集》11485“刮削重刻”及相關成套卜甲的復原考察

《合集》11485屬於賓組一成套卜旬腹甲第三版上的殘片,存在爲追記月食天象而“刮削重刻”的情況,重刻卜辭,從形式到内容,頗具同時代青銅記事銘文的意韻。著録所見其他月食卜甲多存在類似現象。新綴合内容類似的卜甲多則,將其與《合集》11485遥綴,蠡測知該整版腹甲較大,長度在32釐米左右。今所見與《合集》11485同版的各片,多數爲第三次科學發掘所得,亦有少量非科學發掘所得者。經過對該成套腹甲從内容到形態的綜合考察,嘗試復原現著録中該成套卜甲之第一、二版的若干殘片。該成套三版卜甲原來形制大致相當,都存在因“乙酉夕月■食”而“刮削重刻”的情況。同時,探討了該成套三版卜甲離散的原因。

重刻花纹沟轮胎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本文介绍了重刻花纹沟翻修轮胎的基本工艺及利用该工艺翻修的轮胎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重刻花纹沟工艺不仅可使磨耗轮胎中蕴藏的使用寿命得到发挥,并且可使轮胎滚动阻力减小,从而使燃油消耗减小,经济效益提高。同时,由于发动机燃油消耗量的减少,相应地会使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减少,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刘应袭刻《西厢记》:陈眉公本的翻刻重评本

万历间刘应袭(太华)梓《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是一个孤本,现藏于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郭立暄率先撰文研究其书,并提出陈眉公本据刘太华本刊刻的意见。陈旭耀表示此说“或可商榷”。本文认为,刘太华本乃是陈眉公本的翻刻重评本,其正文和批语都是在陈眉公本的基础上,再参校容与堂本而成。故此认定刘本的出版时间晚于陈眉公本,即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之后。孙月峰本的渊源关系与刘太华本相同,属于兄弟关系,相互之间并无直接影响。

余寿湘《古碑重摹伪刻考》研究

民国时期,湖南人余寿湘将历代金石文献中碑刻的重摹、伪刻汇纂成《古碑重摹伪刻考》一书。遗憾的是,此书鲜为人知,近人在碑刻研究中也都忽略了此书关于碑刻重摹、伪刻的记载,同时对此书也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通过对余寿湘《古碑重摹伪刻考》一书的研究,考证了余寿湘的生平与履历,并对此书的版本、编纂体例、文字讹误、辨伪方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由一类特殊的占辞刻写现象谈甲骨刻辞的重刻——从《合集》1075中的刮刻谈起

甲骨文典宾类刻辞中存在一类正反面刻有相同占辞的特殊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反面占辞是实际占卜过程时应验之前的记录,先于正面占辞刻写,而正面相同内容的占辞则属于应验后的重新录刻。

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文章对振绮堂重刻《湖船录》的成书情况、版本源流及相关问题作了全面考述。指出,汪氏振绮堂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这一版本,不仅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刊本,同时也是厉鹗此书现有传本中唯一的单刻旧本,然而存世却如此稀少,加之字体雕镌谨饬不苟,算得上是清刻本中的上乘逸品,自然应以罕秘珍本视之。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振绮堂重刻《湖船录》这样的刻本,完全够资格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日本内阁文库藏《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考

在现存明刊《西厢记》的四大版本系统中,以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为代表的'《题评音释》系统'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考察版式、体制、序文、标目、题评、释义、附录以及插图等的异同,可以认清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熊龙峰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的特征,并认为其在《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刊本系统流变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该刊本很可能并非据徐士范刊本刊刻,而是与徐刊本祖本相同、并在重刻过程中参照了徐刊本。熊龙峰刊本的二十三幅插图以及其他多种《西厢记》刊本附录的诗文俗曲,都是为满足不同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而作,尽管带有显著的商业气息,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义,《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先被17世纪著名汉学家林罗山收购,并后经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而移入内阁文库。熊龙峰刊本对《西厢记》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兼谈《咫进斋丛书》第四集

《咫进斋丛书》三集三十五种,是姚觐元同治光绪年间在其四川川东道、广东布政使任上陆续刊刻而成的,版刻时间一般依清光绪九年(1883)李文田为《咫进斋丛书》题书名的时间。但《咫进斋丛书》的《书目总跋》后附有姚觐元作于“甲申(1884)三月”的附记,故知丛书合集成书的时间最早也是光绪十年(1884)。姚觐元不仅对于《咫进斋丛书》所收部分图书进行了校刊重刻工作,还着手进行了《咫进斋丛书》第四集的刻印工作,惜未能完成。姚氏去世后,《咫进斋丛书》版片归瞿启甲所有,瞿启甲、瞿凤起、徐兆玮继续姚氏未竟的事业对《咫进斋丛书》第四集进行校刊工作,校刊工作也因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局而中断。

方孔炤“《崇祯历书》约”来源新证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方孔炤(1591—1655年)记载他对《崇祯历书》"故约其概",使后人误认为"《崇祯历书》约"是《崇祯历书》的约略或概要。研究发现它大量引用或改写王英明《重刻历体略》内容,与《崇祯历书》无关。王英明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撰《历体略》,两年后病逝。崇祯十二年(1639年)次子王□初刊《历体略》。顺治三年(1646年)汲古阁重刻时,增订的补注中提到《崇祯历书》,因而误导方孔炤,误认他采用的《重刻历体略》内容来自《崇祯历书》的概要,而名为"《崇祯历书》约"。基于此一发现,我们得重新评估方孔炤对西学的认识。

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

本文首先提出了为石鼓正名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石鼓的不平凡经历。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证了石鼓的最初发现地和具体刻制年代，评述了郭沫若关于石鼓出自陈仓三原、刻于襄公八年说的不可信。同时考订了石鼓文的历代重刻、再刻和拓本的优劣异同等。

《合集》27459拓本、照片对读的新发现

对读《合集》27459拓片与照片有三方面的新发现:一、之前学界就其所作释文有几处误释、漏释;二、其刻辞存在书风不一致情况,是何组三A类、三B类同版的珍贵实例;三、其存在刮削重刻现象,乃刻错了个别字后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