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重修博兴县志》的初刻本与重刻本

(道光)《重修博兴县志》存在初刻本与重刻本两种版本,目前各大图书馆所藏均为重刻本。近日初刻本的发现为研究其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通过比较发现重刻本对初刻本的内容进行了删除、修订和增补,具有传世和整理价值,但初刻本也具有传世和补遗的价值。(道光)《重修博兴县志》从初刻本到重刻本的成书历程,为我们修纂新志和整理旧志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发现的癸未字本《四时纂要》与重刻本《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

近年,在韩国醴泉郡发现了《四时纂要》的新版本“癸未字本”,癸未字本《四时纂要》是朝鲜太宗时期(1403-1422年)使用的刻本。国内现行《四时纂要》是1960年在日本发现的重刻本,由缪启愉先生校释出版。癸未字本《四时纂要》比国内通行本底本早了180余年,是世界上现存《四时纂要》最早的版本,也是最早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农业科技典籍,是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癸未字本《四时纂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遭到了部分涣漫,第一卷和第五卷破损严重,卷首序言和末尾的题跋已不存在。通过癸未字本和重刻本的对比研究,发现癸未字本存在一些倒置、误字、脱字漏字、通用字、繁简字、别字等不同情况,这些不同是由于铸刻者的汉文化水平、最早金属活字“制造未精”、汉字属性理解差异、中朝两国文化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四时纂要》对朝鲜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个版本的比较研究为研究唐五代农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路径。

明張溥重刻本《禮書》探析

明末張溥重刻北宋陳祥道所著《禮書》,但是該重刻本體例上作了較大改動,將原來前圖後文的形式變爲圖文分離,各自獨立,添加了句讀,標識出了關鍵語句;其文字内容較之宋刻元明遞修本舛錯更多,未能後出轉精;其對原書禮圖作了大量改動,涉及禮圖261幅,改後之圖更爲精良。因此該版本《禮書》實際可稱張溥之再創作,已不同於陳祥道之原著。又其版面完好,字體齊整,禮圖精美,較爲易得,後世重刻《禮書》皆以之爲底本,故而其對於保存傳播陳祥道《禮書》及禮學貢獻良多。

《皇清职贡图》刻本考述

《皇清职贡图》版本情况复杂,不仅有彩绘本、写本、刻本三个版本类型,而且每种类型中又有不同的版本。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由于易于复制,有利于扩大传播受众和地域范围,成为彰显朝廷权威、颂扬帝王功业的最佳工具,不仅有乾隆殿本和嘉庆增补重刻本,而且出现了翻刻本。三种刻本完成时间及相互关系为:乾隆殿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嘉庆本是在乾隆殿本基础上增补的重刻本,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翻刻本以嘉庆十年重刻本为蓝本,并抽掉了嘉庆时期的内容冒充乾隆殿本,以达到炫耀或牟利之目的。目前已有考证成果及著录为乾隆武英殿刻本者其实多为嘉庆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动机。

祁寯藻重刻《说文系传》始末及其意义

作为清代道咸同时期的"一代儒宗",祁寯藻为振兴朴学研究,主持了《说文系传》的重刻工作。研究表明,由于他的推崇与号召,其周围已然形成一个注重文字学考证研究的学术圈,他们的文化选择和作为正是清代学术特色的重要表征。

《援鹑堂笔记》版本考

《援鹑堂笔记》是清代中期桐城学者姚范的一部学术笔记。姚范学识淹博,为时人所推服,但其生平不肯轻事著述,故今所传《援鹑堂》诸种,皆其后世子孙所纂辑,《援鹑堂笔记》即其遗笔之一。但因其成书历经姚氏几代人,加之著录者的无心之失,致使其版本问题莫衷一是。通过对其成书过程及诸家著录的考辨,可以最终考定《援鹑堂笔记》只有初刻二十八卷和重刻五十卷两种版本。

再论《轩岐救正论》的成书年代

《轩岐救正论》六卷,明·萧京著,清·顺治二年(1645年)刊刻于福州,康熙十三年(1674年)重刻.多年来,医界对该书作者生平与成书年代疑义甚多,笔者曾为之考证[1],现对其成书年代再予补证.

《翼教丛编》版本考略

“戊戌政变”后迅速问世的《翼教丛编》,曾经风行一时,影响极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学界一直将《翼教丛编》视作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和晚清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基本史料加以援引,却对该书版本、编者等基本问题不太措意。本文就《翼教丛编》的初刻本、重刻本和翻刻本及其源流作一探讨,并藉以略窥“戊戌政变”后康学遭受广泛而持续批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