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视角下“行贿从轻”的实效

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乏力,对此,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诸刑事政策均或多或少难辞其咎。与其说问题根源在于行贿犯罪刑事司法执行不力进而导致行贿犯罪刑事政策"整体失灵",不如说是行贿犯罪刑事政策方向偏移进而形成行贿犯罪刑事司法"全面式微"。我国欲有效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就迫切需要对行贿犯罪刑事政策进行适时调整、科学适用并不断完善。"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应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现实选择。《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的诸多修正即是该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体现。应积极克服以往刑事政策的惯性,摒弃认识偏差,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新政"。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不能单纯依赖刑事政策,而要逐步提高我国应对犯罪的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的法治逻辑悖论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的提出,是当前国家倚重刑法反腐的必然结果。"一心向上"的官僚体制和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是滋生行贿的体制性基础。强调行贿是"因",受贿是"果"的观点,不符合贿赂犯罪的生成机理。"两高"强调"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实践上的法治风险。"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政策应继续坚持。《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罪的修改,尚可妥协性接受,但必须警惕"严惩行贿"思想和刑事政策在立法和司法中的进一步膨胀。

论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的立法设计

“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必然要求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在处罚和宽宥上对等,取消行贿罪特别自首条款或为受贿罪增设特别自首相关条款的主张并不可取。行贿罪特别自首条款涉及的囚徒困境能够有效打破行贿者与受贿者的攻守同盟。行贿罪特别自首的法律后果应当体现出对行贿人的特殊优待,以激励其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有利于对贿赂犯罪案件的查破。在行贿罪特别自首法律后果的设计上应当保持特别从宽条款与刑法总则中自首、立功等一般从宽条款的协调,以体现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相比于刑法总则所规定的自首制度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