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与柯尔培尔的重商论

桑弘羊和柯尔培尔是中西方倡导重商论的突出代表。二者思想的相似,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主义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黑龙江省塑造重商文化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增强投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软实力”,如果把营商环境视为经济发展的土壤,那么“尊商、亲商、安商”的氛围就是“阳光雨露”,土壤是否肥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阳光雨露”是否充足。本文剖析了黑龙江省重商文化建设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在参考浙、粤、鲁塑造重商文化的经验做法及启示基础上,凝练形成黑龙江省塑造重商文化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

回族重商传统的文化思考

本文从文化背景的层面上探讨了回族重商传统的特征，并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 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 说明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

论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重商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汉武帝时期社会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认识。由《史记·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有关商业应与农林工并举、商人应有的素质以及政府应对商业如何管理的主张和认识。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中国古代义利观对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义利观的演变是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对政治、经济等的反应的演变。中国古代义利观对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影响表现在:颁布了许多强调农业重要性的政策与法令;蠲免徭役,减轻租赋;以律法贬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重征商税;不断改变币制等。

一般有重差商的显式公式

讨论了一般有重差商问题,提出了脱重逼近方法.引进了自由因子序列与反自由因子序列,给出了一般有重差商的显式表达式,揭示了有重差商的内在结构,并给出了计算自由因子和有重差商的多种形式的快速算法.

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形成的原因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善于经商、鼓励经商、崇尚商人的民族,回族先民以商业活动为主业。西北地区是我国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除了宗教方面的影响外,还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对于西北地区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新航路开辟之后的第一个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它的主要内容是“重商”、“重工”与“国家干预” ,发展目标是“国家富强”。重商主义自形成以来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直接催化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并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它推动了英、法、美、德、俄、日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崛起 ,并促成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发展的成就。今天 ,重商主义对正在改革和崛起中的中国抵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误导 ,加强政府的宏观干预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析叶适的重商思想

本文通过对叶适思想中的义利观、四民观(本末观)、理财观等方面的具体分析,阐述了叶适的重商思想及其渊源。虽然叶适对“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在理财、货币、土地乃至兵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商品经济意识的深刻见解和主张,然而,从其基本立场及思想渊源来看,叶适的重商思想仍是基于儒家传统的。

重商文化、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

从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方面研究公司财务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新兴方向。文章以我国山西、陕西、浙江和江苏四省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探讨了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公司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的公司比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的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在国有控制公司重商文化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相对较弱;从公司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来看,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文章丰富和拓展了制度环境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对我们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和企业应重视对风险性项目的投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

晚清重商思想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关键词",本文探讨了晚近研究中忽视的三个问题:何谓"重商";重商思想的演变;重商思想之要旨。并认为,重商思想从结构性制约探寻富强之道开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面向,在近代语境下由落后变先进的时代诉求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晚清重商论者触及了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要害,可视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与开拓者。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海洋贸易与重商主义:中国曾经错失的战略机遇——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但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等人的远航存在着巨大的目的动机差异、文化背景差异、制度设计差异;错失了近代海洋贸易与重商主义的战略机遇,中国由盛而衰持续悲哀;珍惜和抓住新的战略机遇,努力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利权概念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主权,是对经济独立权的诉求。利权意识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加重了晚清重商观念内在矛盾。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

秦地文化中“抑商”“重商”因素及其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均以"抑商"政策为本,没有大搞商品经济的王朝,其实,唐代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大搞商品经济。盛唐的国强民富是通过各种办法发展商品经济而获得的。在汉、唐繁荣背后,经济发展轨迹不同,但均与秦地文化中的抑商、重商因素有关。汉代及其之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抑制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中的"抑商因素"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在唐代,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的"重商因素"又充分地发挥作用,促进了盛唐经济的繁荣。因此,把秦地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抑商文化或重商文化都是片面的。秦地文化中潜在并存着"抑商"和"重商"的文化因素,它们会因时、因势而被激活并发挥其巨大文化力。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清季重商思想再评估

清季重商思想阐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重商论者将历史、社会、文化、制度、近代世界观等各种因素嵌入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探讨了中国如何发展近代生产力、构建近代生产关系等重大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亡精神和经世使命感使重商思想呈现出独立意志、奋起赶超的鲜明特质,其关注人的发展,尝试古今、中西结合以及动态、开放、整体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开启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新路向。

在抑商政策下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的一生主要处在汉代文景之治以后、武帝当政时期。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国营,酒类专卖,对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等抑商措施,使商业(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遏。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的经济统制政策,在理论上与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展开了斗争。

论宋王朝重商的财政背景

宋王朝在正赋不能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重商以敛财,来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也使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本文从分析宋王朝财政背景的角度,探讨其重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