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研究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重复供述排除规则探究

针对重复供述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的问题,理论界一直有所争议,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重复供述排除规则,使重复供述排除具备了直接的规范依据。但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在制度规范层面与实践运行中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为切实发挥其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功能,应对重复供述排除范围予以扩展,并对办案机关的证据理念、办案方式及相关配套制度予以调整及完善。

重复供述问题研究述评

重复供述问题是潜藏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下的“暗礁”,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有效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学界对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的理论依据、排除范围、排除考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立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与制度建构体系。下一阶段,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将为重复供述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浅析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重复供述是否应该排除这个问题随着两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得到了解决,但是该如何排除,考量何种因素等等问题,该法律的规定相对模糊,且这项规定是否贴合实践亦是我们需要去考察的,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实证与法律的不同做法,指出目前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不足之处,以期更加完善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重复供述是指在非法讯问下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后再经单次合法讯问获取的供述。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应当以非法讯问行为与重复供述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紧密为判断标准,可以以权重分析的方法从非法讯问方法的严重程度、讯问人员和场所的更换、讯问时间的间隔、后续讯问方法的补正情况等方面综合权衡。允许在排除重复供述后重新取证,但应当在更换讯问人员及讯问场所、辩护律师在场且充分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进行。

重复供述可采性判断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架构已初步形成,但不可否认,仍有许多现象或问题尚处于无法调整之状态,而重复供述可采性问题便是其一。相关刑事基本法、司法解释等的缺位使实践执法陷入困境的同时,亦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鉴于此,从其判断标准、影响因素着手,对重复供述可采性问题进行研究,以为后续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论重复供述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重复供述，形成多份供述。若初次有罪供述系采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重复供述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重复供述应当排除．但并非基于“毒树之果”理论，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有继续效力。从我国实情分析，没有因素能中断这种继续效力，因此应全部排除重复供述。

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先决条件单一化有其立法考虑。对于重复供述的审查程序的启动,是不需要特定主体主张的,控方在第一次供述排除后就应主动承担证明重复供述的责任。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程度,但对于如何稀释“影响”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官确信的问题有异议。排除重复供述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如法官的直接言词原则、办案人员的出庭作证、值班律师在场制度等。

论我国重复供述“有限排除模式”之扩张

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采用“有限排除模式”,以非法取证行为的“波及效力”为理论基础,仅排除受“刑讯逼供”行为影响的“相同”重复供述,未从正面规定关于“影响”的判断标准,而从反面设置了众多的不排除情形。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有限排除模式”表现为重复供述排除的标准非常严格,导致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实效不彰。人民法院在判断重复供述是否受到非法讯问行为“影响”时往往采取“裁量排除模式”,而不是学界解读的“原则加例外排除模式”,一些不合理裁量因素的介入使得人民法院更倾向于不排除重复供述。为更好地发挥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功效,抑制非法取供行为,应扩张适用“有限排除模式”,包括对“刑讯逼供”做扩大解释,剔除排除重复供述的不合理裁量因素,限制不排除例外的适用,合理解释重复供述与之前的非法供述是否“相同”。

论重复性供述排除之例外的拓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复性供述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对这一规则立法本意的不同理解使得实践中对重复性供述排除与否的判断路径在当然地走向依法依规之外还出现了由法院例外裁量的新方向,随之而来的是对裁量不予排除恰当性的质疑。判断裁量例外是否恰当,应当以是否符合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作用原理为基准。再次合法讯问是先前刑讯逼供和后续供述之间的介入因素,其能够稀释刑讯逼供行为对二次供述的影响,除两种法定例外情形能够大幅提升合法讯问的稀释力度外,“辩护律师有效介入”也有此功效,但讯问间隔时间的长短、同步录音录像等因素则作用有限,应适时将前者上升为法定例外以满足实务需求,并否定后者作为排除例外的适当性。

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研究

如果能够证明初次供述涉嫌用非法手段获取,此后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下作出若干份相似的再次供述是否应当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必须解决的问题。排除重复供述的标准在于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联系密切程度,应当运用"五步排除法"权衡。

审前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审前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浮出水面。从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实施、消极的实证真实发现主义、人权保障以及遏制刑讯的角度看,审前重复供述应该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的持续影响效力理论是排除审前重复供述的依据,排除审前重复供述的标准是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来说,排除重复供述,需要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且该行为对被追诉人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供述自由受到了较大限制。排除非法口供后,可反驳地推定重复供述不具有可采性。控方如欲使用重复供述,需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排除重复供述可能会遇到诸多障碍,需要通过法官独立司法维护司法公正。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以重复供述为切入的分析

对重复供述,目前存在三种应对模式: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毒树之果"模式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但是,现有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操作性和兼容性均有不足,因而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判断为核心的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关于继续效力是否存在,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加以具体判断,权衡被告人被讯问时的每一个因素,尤其是审酌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随后重复供述的"污染之稀释"程度。同时,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在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方面也有特殊要求。此外,继续效力的排除模式超越了强制性排除与裁量性排除的框架,适用于所有言词证据,但不适用于实物证据。

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所谓"重复供述"是指通过非法讯问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后又通过合法讯问获取的供述。域外国家和地区有关判例在判断重复供述可采性时均以前次的非法取证行为和重复供述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为标准。我国也应采用"非法取证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为法院排除重复供述提供依据。采用此种分析方法须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具体因素。在我国,排除重复供述还面临着前次非法供述难以被排除以及拥有强大自由裁量的法官更偏向于控方的障碍,对此需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

论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英美和德国采"个案分析"模式来处理重复供述问题。我国的"原则加例外"模式是一种固定、封闭的分析体系,对裁判文书网上47个案例的考察表明,该模式和司法实务出现了脱节。我国应改采"个案分析"模式,要求法官结合个案情形,综合考虑诸多因素来审查判断重复供述。这些因素包括《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第5条中列举的违法行为、行为影响、供述内容、主体变更和加重告知义务,以及第5条没有涉及的律师介入、两次讯问的间隔和环境、前后供述的一致性等其他因素。明确考量因素能够指导并监督法官合理进行"个案分析"。此外,不能"推定"重复供述是先前违法行为所得,而应按照"推论关系"建构重复供述的证明机制。

论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由于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直接关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必须对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做出规范。域外国家和地区有关判例在判断重复供述可采性时均是分析前次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对重复供述产生影响。此种分析严格来说不是"毒树之果"理论的运用,而是"非法讯问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我国应采用"非法取证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以便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为法院排除重复供述提供法律依据。采用此种分析方法须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具体因素。在我国,排除重复供述还面临着前次非法供述难以被排除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两方面的困境,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之规范解读

重复性供述不包括重复性辩解,与刑讯逼取的首次供述在内容上相同或包容,在表现形式上包括讯问笔录、自书供词以及录音录像等材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了在原则上对重复性供述进行排除,但在更换讯问人员,转换讯问情境,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不排除的"原则加例外"排除模式。实践中,要对例外情形严格把关,明确转换人员的身份,全面、准确地告知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此外,鉴于重复性供述在实践中的复杂样态,对于重复性供述的诱因是否仅限于刑讯逼供一种形式,对刑讯之后多次讯问获取的不同供述,以及重复性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是否也须设定排除规则仍需进一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模式”——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教义学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模式"是对例外因素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这一现象的理论归纳。现行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具有"原则排除--例外不排除"的构造,但在司法适用中却存在缺陷,这与该规则的理论根据不清、排除的程序与标准不明有关。为此,在应当将该规则的理论根据定位为设置例外因素的理论根据,包括自愿性矫正理论、关联性阻断理论与可靠性保障理论。同时还应围绕例外因素构建重复供述排除的程序与标准,在认定先前供述的性质后,综合审查例外因素介入的合理性以及重复供述的合法性,并判断控方能否将此证明至特定标准,最终决定是否排除重复供述。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实施状况研究——以65个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未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标准,直到2017年6月"两高三部"《严格"排非"规定》以"原则加例外"的模式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上的65个案例为样本,对我国重复性供述的适用现状进行研究发现:重复性供述排除申请的提出依赖于辩护律师的帮助,重复性供述被排除的比例不高,即使成功排除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司法实践中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两个例外"情形被"隐形"、"错误"适用比较普遍、重复性供述"排除难"问题比较突出。对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要在明确控方承担存在例外情形证明责任的基础上,鼓励法院主动依职权进行审查和排除、严格规范适用"两个例外"的特殊情况、将冻饿晒烤、疲劳审讯、严重威胁等手段也认定为刑讯逼供行为,逐步扩大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范围。

犯罪嫌疑人重复性供述排除的局限与再续——以严重“威胁”方法为中线的展开

在犯罪嫌疑人重复性供述排除范围问题上,司法解释仅限于“刑讯逼供方法”。这种对犯罪嫌疑人重复性供述的封闭式限定,不仅有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施行之嫌,而且还存在鼓励办案人员转而追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之虞,更与确定重复性供述排除是取决于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深远的意蕴相违。以严重“威胁”手段取供不仅可以致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供述,其负面的持续性影响甚至不亚于刑讯逼供。因而有必要将严重“威胁”纳入重复性供述排除范围,以期保障严重程度相当手段所致的重复性供述获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