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复自白之排除——以非法证据排除目的为视角

重复自白在我国司法领域大量存在,目前对于重复自白可采性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并不明朗,重复自白是否应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是整体排除还是部分排除,是全程排除还是阶段排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着较大争议。当前理论界从目的角度出发研究非法证据排除的文献较少,但目的是行为的指南,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研究非法证据排除之目的出发,对重复自白的排除问题进行探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将会有所裨益。

重复自白排除规则的重塑建构

目前在法官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部分仅对被告人的一部分重复自白予以排除,很少可完全排除。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属于最为常见的违法取供行为,在目前应用的重复自白排除证明程序中,同步录音录像具备着重要作用。在采纳重复自白时,前提是自白具备任意性,且具备证明责任错位等问题。为使被追诉人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打击,使二者之间保持平衡,需要对重复自白排除的功能得到重塑,促使任意性保障转变为威慑理论,需要将违法取供的行为范围扩大,同时将调查行为变得更为规范,由此使重复自白排除的证明程序得到完善。

从重复自白的适用问题——对当下刑事诉讼存在误区进行分析

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虽然,法律设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现实中其仍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其中重复自白的身份问题悬而未决是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之所以一直未有明确的定位,主要也是是因为一些司法误区的存在。

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的正当化事由根本上在于侵害了被告人的正当法律权利。刑讯逼供直接所得的供述排除在案件事实认定之外,已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往往在审前面对多次讯问,公安司法机关也会制作多次笔录,如果最初被讯问人遭受了刑讯逼供而做出了有罪供述,该供述应被排除殆无疑义。但对于后续的供述,比如未再涉嫌刑讯下做出的内容一致的二次供述,在审查起诉阶段所作的有罪供述,是作为独立的口供,还是要一体排除?这便是重复自白排除问题。本文立足中国司法实践,采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紧扣犯罪嫌疑人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这一主线,提出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的判断与认定标准。

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

重复自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其证据能力也是刑事证据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两个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均未作出规定,若承认其证据能力不予排除,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被架空之嫌;若完全否定其证据能力绝对地排除,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也存在很大难度的背景下是不现实的,为了保障人权与追诉犯罪两者之间的平衡,采用相对排除的模式,以继续效力理论作为排除的依据,严格限制重复自白的排除条件,不失为一条可选择之路。

论重复自白排除规则的完善

通过分析21例重复自白排除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法官通常仅排除被告人的一部分重复自白,很少全部排除。在普通刑事案件中违法取供行为主要为刑讯逼供。在重复自白排除的证明程序中,同步录音录像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复自白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自白具有任意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证明责任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的平衡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与打击犯罪的需要,应当重塑重复自白排除的功能,实现从任意性保障到威慑理论的转变。应当扩宽违法取供的行为范围,明确监察阶段的调查行为也应当被纳入规范,完善重复自白排除的证明程序。

排除重复自白的实务困境与应对思路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有关重复自白排除与否的规定却暂付阙如。在当前口供中心主义依然盛行情势下,重复自白的排除可采用相对排除模式,以不法讯问的继续效力理论为价值支撑,把判断非法取证行为对重复自白的影响力是否达到严重干扰被讯问人自白任意性的程度作为判断是否排除重复自白的根本标准,综合考量违法取证行为的严重性、讯问主体是否变更、是否使用与先前非法取证行为相联系的威胁等相关的技术性因素,从而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司法现实和司法特色的重复自白排除之路。

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判定

重复自白的构成前提是被讯问对象受到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对重复自白是否一概排除性适用,理论与实务界争议不断。基于刑事政策和国家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兼顾协调,理性的审慎考察并进行裁量排除是其正确立场。在决定重复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时,要结合前期非法取供的严重程度、诉讼阶段的变更、辩护人的介入、办案机关介入非法取证调查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重复自白在贿赂案件中的排除标准之我见

关于重复自白的可采性问题,司法实践中有全部排除、不予排除和有限度地排除三种做法,但总体倾向是不予排除,与理论界意见相左。对重复自白的处理总体原则应当是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兼顾,区别对待说更具有合理性。在具体可采性的考量因素上,先前违法取证的严重程度是决定性因素,取证主体和地点的变更、律师参与程度、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情况等是相关性因素,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分析。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问题分析——以严厚全受贿罪一案为例

文章以严厚全受贿罪一案为例,具体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两方面分析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并探讨重复自白是否应该予以排除,以期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进而保障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适用出现了任意扩大"非法"之范围和不当限缩证据排除之效力两种背反规则精神内核的情形。非法证据之"非法"指的是取证程序违法,而不关涉取证主体、证据形式之合法与否;瑕疵证据虽然包含着一定的程序违法要素,但并不属于非法证据的范畴,因此不应适用排除规则。为防范衍生证据承继非法"母体证据"的有罪证明力,我国应当将"毒树之果"纳入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重复自白存在或简或繁的表象,但其本质就是非法供述利用重走程序之便重新"漂白"为合法证据,为确保排除规则不被架空,对其应不加区分地一律排除。

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

"两高"司法解释,就非法口供,以"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为核心判断要件,因此可称为"痛苦规则",从而有别于"自白任意性规则"。痛苦规则适用于肉刑与变相肉刑、多种非法行为叠加达到同等程度,以及严重威胁等情况。对于违法、不适当地采用引诱、欺骗方法取供,可用不能"查证属实"即客观性标准将其排除。对于"指供",可区别情况以其依托的非法手段作非法证据排除,或以不可靠而排除,或以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欠缺为由而认为口供不存在。对于违法的时间或地点审讯形成口供,严重者可用不能排除非法取供可能性为由而将其排除。重复自白,除庭审自白及发现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外,应认为受波及效力影响而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

对非自愿供述适用强制性排除规则的主要依据,是为了维护程序法的有效实施,从而实现程序正义。我国法律向来将非自愿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适用对象,并逐步发育出"典型的非自愿供述"与"拟制的非自愿供述"两种形式。与非自愿供述的排除相关的是,唯有将那些受到强迫取证行为直接影响的派生证据和重复自白予以排除,才可以实现排除规则的立法宗旨。

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预期与制度分析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追问也需要缜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