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的动员机制与生成逻辑

社会动员能够在短期内最大程度上整合治理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实践中,动员网络、动员方式、主体互动机制都呈现诸多新变化,既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又发挥政府的专业化优势,同时根据治理情境变化,能动性调整动员策略,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是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有其内生逻辑,它是执政党基因、公共权力基因、公益基因、社会责任基因等多元基因融合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动员机制的新呈现。

后疫情时代的重大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后疫情时代起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恰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要求。基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后疫情时代存在社会民生、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等重大社会风险。在揭示其基本特征和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民生为本、创新包容的经济复苏升级路径,实施强基固本、普遍均衡的社会建设发展战略,完善思想引领、纪法保障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健全稳定优先、善治导向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防范方略。

“三治融合”对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作用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浙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被誉为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浙江把“三治”有机、系统地植入疫情防控体系中,以自治织密防控网络聚民力,以法治维持防控秩序稳民情,以德治助推防控效能暖民心,探索形成基层疫情防控的新路径,并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成效。浙江“三治融合”的疫情防控经验,可以给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带来普适性启示,即要以“合”为前提加强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统筹能力,以“稳”为基础增强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控制能力,以“预”为核心提升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预警能力,以“活”为导向提高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应变能力。“三治融合”对风险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我国社会重大风险仿真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社会重大风险系统因果关系图和流图,运用综合指数法对社会重大风险进行预警分析,并对子系统引起的社会重大风险进行仿真预测以监测我国社会重大风险。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生态环境及社会治理三个子系统监测预警综合值变化较小,趋势比较平稳,社会重大风险监测预警综合指数整体上呈现出小幅上升的趋势。因此,为防范化解我国的社会重大风险,政府应通过提升常规风险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精确度,加强社会重大风险的制度化控制,打好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础。

突发型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损害社会分担机制的挑战与构塑

突发型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不仅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而且可能以系统的形式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害。反思传统的私法、公法风险损害负担在应对突发型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时的不足,有必要创新治理,回应构建“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的新期待。对突发型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损害采取社会分担是一种较优的选择模式,它强调以社会法损害分担机制为基础,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个人自维协同形式,通过社会保障、社会补偿(包括社会扶助)、第三次分配和个体自我维护的多元社会分担机制,实现风险分散与互助共济、众筹与社会协同、责任治理与社会服务的综合协调。

基于PSR模型的我国社会重大风险评估体系研究

基于PSR模型构建我国社会重大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聚类分析筛选有效指标,用冗余度和变异系数法对筛选后的指标体系进行有效性检验。采用标准离差法、CRITIC法和熵值法分别计算压力、状态和响应维度指标权重,计算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和反映我国社会重大风险总体状况的总指数。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差异上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各个指数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重大风险状况取决于社会系统主体对社会重大风险源和形成的社会重大风险的处理。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第三方参与:意义、困境与对策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新生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问题,而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主体的作用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三方参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第三方参与的稳评模式已经成为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要内容,但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第三方发展滞后性、制度保障缺失等诸多困境。通过政府积极扶持与加强监管的双向强化、第三方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稳评能力、营造第三方参与稳评的社会氛围,可以克服这些困境使第三方真正成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要主体。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其面临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风险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从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情况出发,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主要应当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舆论风险六大方面。在新时期、新阶段,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应注重网络舆论力量凸显化、生态危机加重化、外来人口隔离化、社会不满情绪普遍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新问题的产生与变化发展。社会风险的应对不在于事后压制与处理,而在于事前预防与疏导,因此,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处于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意义重大。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扩散机制——基于69个政策文本的探索性分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枫桥经验”在重大社会风险防控中的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重大社会风险,极大地考验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浙江在此次疫情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的优势,通过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构筑起立体化的风险防范屏障。浙江经验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坚持综合治理是根本方法,坚持预测预防是根本任务,坚持基层基础是根本支撑。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稳定评估的思考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我国于2005年在四川省遂宁市率先开始试点。十几年来,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制度在全国各省市已进行了诸多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如概念不清、定位不准,主体、程序、范围模糊等困惑。为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稳定评估,探讨其理念、维度和评估时间的转变,运用5W1H模式提高实践效果。

武汉市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成就、问题及对策研究

武汉市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三年多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做到了制度化、项目化、常态化和科学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认识不到位、监督乏力、整体质量不高等。进一步的完善措施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领导、严格问责;创新机制、理顺管理;开展培训、提升素质;慎重决策、规避风险;多管齐下、强化监督。

重大环境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立法规制探究——以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分析为视角

我国现有立法已从评估主体设置、评估范围界定、评估内容构造以及评估程序设计四个方面对重大环境决策社会风险评估进行规制,但还存在诸多可完善之处。首先,现有立法没有实现决策主体和评估主体的有效分离,难以保障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应设立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多元评估主体;其次,现有立法在界定评估对象的称谓、范围及方式上存在差异,不利于社会风险评估的有效实施,应统一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社会风险评估范围;再次,现有立法只着眼于对重大环境决策自身的静态评估,具有片面性,还应将潜在受影响公众对重大环境决策的认知态度列为主要的评估内容;最后,现有立法在评估程序设计上还存在缺失,应进一步细化程序设计,确保风险评估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的有效建立。

党建引领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路径探析

党建引领对提高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成效至关重要。党的科学理论是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组织体系是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坚实倚靠,党的纪律是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有力保障。当前,仍然存在部分党员政治意识不强、党组织引领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治理能力不足、责任体系尚不完善等典型问题,需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坚持党委统筹、鼓励社会参与,提高党建引领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强化党建在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中的突出作用,提升社会风险防御能力和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社会重大风险起源、界定与防范化解

防范化解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任务繁重而紧迫,应当从社会发展实践和学术理论探索的结合中谋求突破,深入剖析社会重大风险的缘起历程,清晰界定社会重大风险的内涵特征,系统策应社会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本文梳理总结了转型期中国社会迈向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传统权威流失和社会再整合、社会地域结构城镇化、社会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和社会心理结构调整等发展历程,剖析了其中潜藏的社会风险因素。从思维方法、能力素质和机制体系三个方面,探索建构和优化我国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策略。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治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当代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写道:"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知的程度",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每一周甚至每一天都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暴力冲突等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影响和威胁着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新风险背景下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研究

与自然科学相对而立,人文科学是反映人类心智活动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的学问的统称。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而非较笼统的“学科”,除了因为与自然科学对等的考虑之外,最重要的是其涉及科学性问题与其对于解决现代社会风险的理论威力。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包括揭示人文科学的基本原则,说明研究对象中所潜藏的人类心智活动的本质及方式,以及人类何以参与认识与比较活动等。通过透视与对比,反思新风险背景下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意蕴。

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之维

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多个领域中存在的新旧矛盾更迭可能引发社会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凸显了基层治理在应对社会重大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短板"。改革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基层治理的结构优化、行为互动,有助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而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